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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精彩书摘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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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与太平天国叛乱

祖先神圣的传统既已湮没,上天亦抛弃了我们。那些专心注视着事态发展的人,那些看到我们的地方官是多么自私和人民是多么堕落的人,都有一种沉重又令人不可思议的预感。我们正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夜。许多人都感到了这一点。但是,不知道动力将来自外部还是内部。—— 一位中国知府的谈话,1846年

鸦片战争对广东、广西两省的山村产生的影响,同美国内战对中西部和西南部产生的影响几乎相同。秘密社会的组织不断地向边远地区扩展。随着贸易路线的改变以及失业的增长,那些外出冒险者、亡命之徒觉得能够到手的东西太少,地方官的管制又太严,于是便从广州向西移往山区。1841年春,湖南巡抚忧心忡忡地报告说,山区通道上的苦力们已卷入鸦片行业,并加入了起源于广东的秘密社团。1846年以后,原先活动于珠江三角洲河道地区的海盗转移到高山区,也加入了这些苦力们的组织。19世纪40年代后期,粤、桂、湘三省交界的地区主要有五股力量在活动,包括活动于平南附近的上万名广东河匪、梧州的田芳帮、湖南边界的棒棒会、广西陶八的林匪和罗定州周围的凌十八。他们在三省交界的地区内来回活动,在这里抢劫,在那里索取过路钱。他们所造成的混乱有助于太平天国叛乱的发生。当太平天国兴起时,他们先是同太平军作战,继而又与清军打仗,像变换据点那样频繁地变换立场。为了生存下去,盗贼们很明智地只在农村地区活动,不去搅扰城市,以获得地方官的容忍。政府衰弱时,他们的人数就大增,并从山上下来。而当政府强大时,他们又收缩起来。最重要的是,他们给整个华南提供了暴乱的背景。他们加之于广州的经常性的财政上和人力上的压力,给那一时期广东的历史打上了深深的印记。而他们在广西边界的存在,则使得周围的农村变成了兵营。

19世纪40年代广州周围的混乱,使得大部分鸦片供销网移到广西。这件事本身就吸引了秘密社团和广州的盗贼。而且,战争后的两年间,省里许多银矿相继关闭,造成了一支失业大军。最后,1848、1849、1850年连续干旱,桂平发生了抢米骚乱以及可怕的通货膨胀。所有这些,与从广东过来的土匪交织在一起,使广西的秩序混乱到极严重的地步,也使团练于1850、1851年应运而生。团练一成立,本地的地主就利用它来镇压客家佃户——他们已开始加入一个秘密的组织,称为“拜上帝会”。社会很快分化为两部分:一方是本地的地主团练,一方是客家佃户的拜上帝会。于是,秘密的、破坏体制的社团弟兄就变成了太平天国的战士。

我们已经叙述了两省相似的形势。但是,为什么广西的拜上帝会能够演变为一场革命运动,而广东的秘密社会则停留在复国主义,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呢?基督教理论——作为一种与社会脱节的神话——的传入,是否足以赋予儒家思想以某些潜在的革命素质呢?

基督教的末世论在许多非欧洲国家的千禧年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只有在现存的制度具备了接受它的条件时,乌托邦思想才能处于超凡的地位。一个神奇的领袖,如果想使他内心的幻想与外部的现实统一起来,他就必须能够协调他周围的各种共同希望和恐惧。事实上,只有当他的幻想似乎得到了外界的认可的时候,他自己才会清楚地接受自己的幻想。这对未来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是十分适用的。他的“启蒙”时刻早于他对基督教的发现。在他神经崩溃时所做的奇怪的梦中,他象征性地再生了——有一名老妇人为他清洗,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外科手术一样被重新组合。然后,作为一个选民,一位神奇的老人送给他一把神剑,并传给他真正的教义。深受震动和改变的洪秀全仍然忘记了这段经历,直到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了梁阿发的基督教小册子。那时,梦的含义才突然清晰了。那老人就是上帝,是“天父”。洪秀全则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兄弟。他将要改变世界。

这些书实为上天特赐予我,以证实我往时经历之真确。如我无前时之病,则虽得此书也不敢相信它们而独自来反对天下的习俗;如我只生了病而没有得到这些书,则无以进一步证明我所见的真确性,而可能认为那只是病中的幻想。

在洪秀全接受基督教千年王国说之前,他的价值观念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他人也一定以类似的方式体验了某种心灵上的压力,才可能接受他传播的教义。最容易相信这种狂想的是那些“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徘徊于士绅世界的边缘,又没有真正的地位和财富。他们是小镇上的教师、乡村大家的西席或者无业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努力,试图在这个儒教体制的国家中赢得自己的一席地位。就像洪本人,他在初试中总是第一名,却从未中过秀才。愤怒,甚至内心的狂想,使许多人转而反对这个制度。这样与人疏远的人,一般会转向秘密社会,去亲近神秘的道教、民间迷信或者复明的梦想。但是这一次,这位赋闲的知识分子却突然发现了另一种神圣力量的源泉——西方。

密迪乐指出,每一次英国人在华南取得军事上的成功,洪秀全就去学习外国的基督教义。比如,在达格拉刚刚钉塞虎门的大炮之后,他开始在广州罗孝全的浸会教堂里阅读圣经。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产生了文化上低人一等的感觉,如同那些排外的人们面对英国人的猛攻所产生的感觉一样。但是,即使是排外主义者,也充满着矛盾感,就像广州人既仇恨外国人,又暗自崇拜他们的军事技能。洪秀全的思想体系显示了这种吸引力的两极。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要维持自尊,不能简单地成为外国信条的“奴隶”。所以,他把基督教据为己有,并声称那个新世界教义的本源,是属于他的。他把中国的千年王国后的理论同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将至的教义混合起来,打开了进入那个新世界之门。

受公羊学派的影响,洪秀全撷取了大同、太平的理论,创立了他的,也是中国独创的乌托邦理论。“天父上主皇上帝自始创天地、陆海、人类及万物于六日之中,由是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人与人之间,出身高下之间,并无差别。”在这个所有人都平等的时代,中国曾接受过天父的最初教义。所以,中国是所有文化的起源,只是历史上的坏人败坏了真正的教义。汉朝亡后,那些如恶魔般的进攻中国的中亚夷人拒绝和败坏了中国在大同时代有过的真正教义。“考中国番国鉴史,当初几千年,中国番国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岔入鬼路。”鞑靼人是使中国走向邪路和不纯的原因,给历史打上了它的印记。所以,太平天国如同所有千年王国说的信从者一样,要来扫除这个腐败的、使人类日益远离纯洁的原始教义的东西。

这个理论并非仅是洪秀全的发明。清朝初年,忠于明朝的顾炎武等人就认为,圣贤之道被宋代的“新儒家”败坏了。对这些生于蛮夷占领时期的经验主义者来说,周朝是一个社会典范。但是他们已没有早期儒家的相当“天真”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道德重生,周朝的理想制度就可以恢复。换句话说,历史只是一个有限的因素。这一派的另一位学者黄宗羲认为,好的“法律”是“自然的”,而且必须从“好”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同样的法律可能会是不适当的。这样,历史主义就诞生了。其中一些人如王夫之,还开始为发现“民族的”传统而进行了最初的谨慎的探索。他不认为,不论是谁只要接受了儒家学说就自然而然地是中国人。他在《黄书》中介绍了为什么蛮夷不属于历史上的中国人的理论,因为孔夫子本人是反对蛮夷的。这当然不合逻辑。不论王夫之怎么说,满族人确是很不错的儒家弟子。于是,需要创立一种汉人固有的、新的传统。这是洪秀全的贡献。这种思想对当时中国的上层阶级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幻想,是愚蠢而令人讨厌的,但对那些反满的南方人却颇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在儒家的社会秩序中并无重要的地位。“上帝划分了世界的各个王国,并以海洋作为各自的界限。这就好像父亲将财产分给儿子们,每个儿子都应当尊重父亲的意愿,平静地经营自己的一份家业。为什么满族人现在强行进入中国,并掠夺其兄弟的财产呢?”

洪秀全对满族人的仇恨相对来说是平静的。而杨秀清,一个烧炭挖煤工人的领袖,则在其中引进了狂热情绪。杨加进了“实际”的种族情绪成分,这对于发动一场革命运动来说是必须的。满族鞑靼人成了所有罪恶的化身,吸干了中国的生命要素。“天下者,中华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宝位者,中华之宝位,非胡虏之宝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华之子女玉帛,非胡虏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鞑妖乘衅,窜入中华,盗窃神器。”一旦这些鞑靼魔鬼被消灭,中国就会恢复其本来面目,上帝在人间的王国就会建立。这就是千年王国,就是天堂——而得救的办法就是杀死满族人。这样,保守的的拜上帝会兄弟变成了激进的太平天国革命者。过去突然变为未来。中国只有摧毁儒家的历史,才能成为本来的自己。

鸦片战争后广州周围地区的经济、社会危机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但是真正产生不满的温床和使太平天国得到扩张的地区,却是充斥着失业者与苦力的湘南、广西和长江流域。因为这种情况,也因为太平天国以南京为中心,所以太平军绕过了广州。但是,其他的秘密社团却像猎狗盯着猎物一样,注视着似乎就要改变的天命,并从内地转向巨大的广州城,向往着那里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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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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