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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看待“革命”?——《两面之词》书摘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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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

[法]雷吉斯•德布雷 赵汀阳 著/ 张万申 译

中信出版社,20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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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通信

赵汀阳信件一

◆ 革命的乱世力量无法转换成治世力量

我对革命一直怀有复杂甚至自相矛盾的感情,我希望能够尽量说清楚这种难以表述的感情。我猜想,任何一个怀有理想和激情的人必定对革命感兴趣。尤其是,革命的那种暴风骤雨式的行动方式放大了力量感、信仰、激情、爱情、友情和命运感,使人卷入一种改变世界和创造历史的直接感受,这对于任何一个尚未腐败的心灵都是巨大的诱惑。一方面,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所以革命对我也是一种强大的诱惑,但另一方面,我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因此对革命不抱幻想。换个角度说,我对具有献身精神的真诚革命者怀有真诚的敬意,而对革命有着谨慎态度。

从理性去看,革命是一个悖论性的行动——这里特指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现代革命——革命试图根据理想去强行改变现实,可是,使革命总是功亏一篑的正是令人失望的人性的现实,也许革命能够改变许多事情,但革命唯一无法改变的就是人性的现实。这个内在的悖论使革命具有一种存在论的悲剧性,或者说,人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悲剧性。革命行动有可能砸烂旧世界,但却难以把世界画成“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毛泽东语)。革命的破坏并不必然导致革命的建设,破坏不等于建设,甚至,建设并不由破坏所产生,因为破坏与建设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因此革命的乱世力量无法转换成为治世力量,结果就是,在革命的激情过去之后,卑微的人性又使一切很快恢复原样,各种问题并没有变,尽管人们想象的答案不断在变。可悲的是,尽管人类社会确实发生了许多制度变化,但人性却一直没有什么实质变化。正因为卑微的人性一直都在拖革命的后腿,所以毛泽东才会主张“不断革命”去阻止人们的重新堕落(他很可能意识到了革命的悖论性)。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工程,因为人性是顽固不化的。中国古人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按照今天的话说,这意味着:如果人性和生活的问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那么,人的行为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

在我看来,试图实现理想的行动就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但问题是,理想并不像许多人想象得那样是可以实现的。既然一种东西能够被称为理想,那么它就意味着某种完美的事情,而完美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把理想看作是一个标尺,就是说,理想不是用来实现的,而是用来衡量现实,以便让我们知道现实距离理想有多远,让我们知道现实存在着哪些问题需要改善。因此,在情感上,我同情革命,因为追求理想不是错误;但在理性上,我谨慎看待革命,因为革命不可能实现理想,反而会破坏正常生活所需要的秩序、规则和价值观。当然,这是在一般抽象的意义上谈论革命,至于历史上具体的某个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变化是好处多些还是坏处多些,并不能一概而论,而需要具体分析。

我对革命的谨慎保守态度还与“集体行动”的问题有关。现代人是具有独立性的个人,现代思想承认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正当性,在这里,理性就表现为个人理性。早期的现代理论试图论证个人的理性行为能够形成集体的良好结果,例如亚当•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个人理性的理论虽然不完全是错误的,但也并不乐观,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个人理性的加总(aggregation)并不能导致集体理性的结果,甚至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果。阿罗、奥尔森、纳什等人的理论从各个方面证明了个人理性无法保证集体理性的结果。这些理论虽然与革命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谈到革命问题,但却间接迂回地加深了我对革命的担心,使我回想起伯克、托克维尔、古斯塔夫• 勒庞、汉娜• 阿伦特等人关于革命的负面影响的论述。因此我想到了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问题,这就是,革命所动员起来的大规模集体行动甚至不是个人理性汇合的非理性结果,而直接就是一个非理性的集体行动,其社会风险是难以预料的,所以更加不敢乐观。

我们可以对“个人理性汇合而成的集体非理性结果”与“理想所引导的集体非理性结果”进行比较评估。一般地说,个人理性所导致的集体非理性只是表现为人们互相不合作,这是一个消极的局面,人们由于自私的理性算计反而无法形成共同有利的结果,比如无法形成“双赢”之类的最优结果(例如“囚徒困境”),或者做不成需要共同协作的事情(例如“搭便车”问题)。总之,消极的集体非理性只是达不到好结果,但不至于落入最差结果,比如社会失控。与此不同,由某种理想所激励的大规模集体行动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而且理想又总是非常积极,借用Isaiah Berlin(以赛亚• 伯林)的词汇,社会理想往往追求的都是“积极自由”,而那些“积极自由”的目标都是未经证明或一厢情愿的。可想而知,积极的集体非理性可能导致的社会风险明显大于消极的集体非理性,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导致社会大乱而重创经济、规范和社会信任。有趣的是,毛泽东曾经大胆认为“大乱达到大治”,这个想法虽有英雄乐观主义气概,但恐怕缺乏可信的根据。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的“大乱”显然没有达到“大治”,而且所遗留的社会创伤至今尚未修复。

作者介绍:赵汀阳,1961年生,哲学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著有《天下体系》《论可能生活》《坏世界研究》《第一哲学的支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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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革命 德布雷 赵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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