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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看待“革命”?——《两面之词》书摘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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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雷信件一

◆ 技术革命比政治革命更实际地改变世界

我这本书的主题和你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有关:革命。在人们的生活中,神圣的感觉往往在你提到的暴风骤雨式的时刻特别真实: 无数的战士们准备牺牲(sacrifice)自己的生命,同时把对党或对其领袖的任何批评看成一种亵渎(sacrilege)。而神圣(我不知道中文的意思)的最起码定义,就是能够唤起牺牲和禁止亵渎。最是不能触犯它,那是会死人的。这种神圣运动会在各国的历史中突然发生,通常没有预先通告。你一定知道这一点,我们法国人也是。对我们来说,这都已成为了一种遥远和虔诚的历史记忆(1789 年、1848 年、巴黎公社),而对你们而言,这只是昨天。虽然革命的破坏潜力使你对革命可以说——不是太喜欢,但我可以理解为何这个在法国已相当冷落的历史题材在你的那边还仍然是一个热门话题,尽管市场经济正在那里全面复辟。只要去天安门广场看那去瞻仰毛泽东纪念堂的朝圣客长队就能理解,在排队的农民面孔远多于知识分子的面孔。我自己也去排了一次队(顺便问一问,你去过没有)。我并没有感觉到你的那些外观质朴的同胞是被强逼来瞻仰这位国父的遗体的。没有人强迫他们来。他们之中的狂热共产主义信徒大概是极少数吧,假如中国今天还有此类信徒的话,一个不认真的假设。看上去是由爱国主义接了班。神圣的感觉,或者不能触犯的感觉,并不随从“混成之群众”的短暂存在期后(即萨特当年所称的groupe en fusion)完全消失,而所留下的回忆的代价,我承认,是智力和精神的长期麻痹。革命的悖论之一,还有很多其他的悖论,你说得很对,就是那有名的“历史的火车头”,在强力加速一阵后,减缓了事情发展的过程,而最后变成一个沉重的刹车系统。我们两人都对这些抒情幻想的、像莎士比亚所讲的时间似乎“跳出了链条”的伟大瞬间感觉到一种矛盾的情绪,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犹豫不决,而是事情本身如此。无限的悖论,不可能简单地装在一个正面的或者反面的框子里,因为两方面同时都是。在(革命)事情发生之际,有醉酒兴奋的成分,也有纪律和镇压的成分,既可联欢也可哀悼。随着时间的流逝,再好的冲动也会偏离正道(爱情也成为婚事),奇异的魅力变成苦涩,甚至变成一场噩梦。幸亏,“红色高棉”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必然,同样,20 世纪最大的民粹运动“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必然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所有这些例子里,原来的理想和最终达到的地方都相差太远了。

革命常常会在衰老中自我否定,反过来对付自己。反对滥用权力的无政府派起义最终会导致一个更强硬、更集中的政权。法国有过拿破仑,俄国有过斯大林,中国有过毛泽东,罗马有过凯撒。造反的精神最终变为被迫的服从,自发性变化为官僚化,不同政见变成正宗教条,这不是新东西。早在1848 年,在那场事与愿违地把冠冕堂皇而又愚蠢之极的拿破仑三世捧上台的巴黎大起义前夕(另一个悖论),法国的维可多• 雨果已经注意到这有趣的一点。我们的民族大诗人曾经说:“饥寒交迫导致人民起来革命,革命却又把人民带回饥寒交迫。”这个悲喜交集的循环使我们回到法语中“革命”一词“revolution”的原始意义。这个词汇在还没有被赋予政治含义之前,是指星宿在天空中回到它们原位的周期,一个移动体围绕着它的旋转轴的一个完整旋转圈。再来观看一下历史,这个词选得不错。这个观点相当悲观,我承认。看上去是圆形而不是箭头形,在原处停滞不前而不是往前推进,好像伟大的希望一开始就注定会流产或破产。这有讽刺性,但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不必把事情说得太黑),因为还是有实质性的改变,连“热月”后的反动也很难逆转改变。所有的大革命(美国、法国、俄国、越南)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了一个原来不存在的、坚实的民族国家(虽然后来的继承人会把经济非国有化)。的确,也有其他共同点:吃自己的孩子,朋友之间的相互灭绝以及长期系统性、毁灭性地运用暴力。但当一场自噬或者食人的血洗结束了以后,一个国家从混乱中兴起,把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凝结在一起,就这项成绩而言算得上是卓越壮举。请别忘了像法国这样一个民族国家也曾在18 世纪末期,以一个有限的空间,把数个省份、语言和文化凝结在她的怀中(其过程中同样没有能够避免痛苦和多次小内战)。

革命自以为是地自称要成为国际主义革命, 就像过去在我们这边所说的普世共和国(République universelle),或者你们那儿所提的无产阶级国际,但革命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空前巩固。在我眼中这个结果是正面的,但那只是在新国家以为可以对邻国以及向世界各地输出自己的制度之后(这是行不通的,但每一次谁都想试一试),也就是在帝国主义溢出阶段之后才是正面的。无论如何,即使有人拒绝消极的永恒轮回的宿命观点——他们一般把这种悲观思路说成是反动派的想法,但最终也只能和很多认真的历史学家一样,无奈地发现,延续下来的东西其实多于被割裂的东西。我不知道毛派的革命如何,但我知道砍了国王脑袋的法国革命却反而完成了千年皇家追求而不可得的集权工程,而“四人帮”的“批孔”也并没摧毁儒家传统。正好相反,集体心态或历史的惯性,就称民族特性吧,它们的寿命往往要长于那些以为只需要操作群众运动和简单的口号就能消灭旧时对现时影响的狂人想象。中国政府有没有取消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男性后代的偏爱和对那“半边天”的忽视?统计数字使人怀疑此点。

归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返的。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了十月革命还是回到了东正教,有了长征后还是回到了儒教和看风水。互联网和集装箱比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更实际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种事物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火车头,是唯一保证了不可否认的和不可逆转的进步(无论是好或者坏的进步),虽然总是被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忽视(他们真不应该藐视工程师)。最具颠覆性的革命是没有人鼓吹、没有人策划甚至没有人宣布过的。它们既没有领袖也没有旗帜,悄悄地踮着脚尖,默默无闻地往前走:活塞,电流,数字化。是谁发明了电?也许那是一个安静的父亲,一个和颜悦色的保守派,但最终引起了巨大的动荡!这应该促使我们变得更加谦虚,甚至提醒我们,理想的高谈阔论毕竟改变不了太多事情。

作者介绍:雷吉斯·德布雷,1940年生,法国作家、哲学家、媒介学家,龚古尔文学奖评委。曾参加拉美革命,是切·格瓦拉的战友。

注: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节选自《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法]雷吉斯•德布雷赵汀阳著/ 张万申译/中信出版社20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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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革命 德布雷 赵汀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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