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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媒体全球化下新的权力变局:《两面之词》书摘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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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

[法]雷吉斯•德布雷 赵汀阳 著/ 张万申 译

中信出版社,20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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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信件四

◆ 大众媒体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软权力

事实上,自从有了宣传和“政治正确”的禁忌以来,很多疑问不大容易据实讨论,大众媒体更是倾向于把问题简单化,不容进一步论证,问题就被一个简明的结论固定下来。您说了,您的媒介学更多地研究物质性的物品,而对大众媒体不太感兴趣,但我还是忍不住提起大众媒体,因为大众媒体这个问题终究回避不了,它将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要我说当今世界上哪些是最大的权力,恐怕就是金融资本和大众媒体,一种最大的硬权力和一种最大的软权力。大众媒体是一种精神简化致幻剂,它以自由之名毁掉人们自由自主思想的能力,以民主之名毁掉理性对话。不过目前中国大众传媒的情况却十分奇特,一方面具有上述的市场化性质,另一方面也仍然保留着管制性质,经常以人民之名而代表人民表态,把不属于人民的意见说成是人民的意志。市场性质和管制性质同时存在于大众媒体中,堪称奇观。

在一本书中我曾经对大众媒体说过一句话,当时可能过于乐观,记得我说过:大众媒体有一种积极作用,它可以拉近各种专业研究和不同人群的距离,因而普遍增加人们的共同知识。现在反思起来,觉得有些可疑,因为大众媒体在传播知识的同时,也能制造蒙太奇化的历史和失去背景的故事现场。如果说政治宣传通过重复谎言而制造了虚拟的普遍心灵,大众媒体的无常话语和变幻不定的风尚甚至取消了心灵,因为缺乏稳定性的关怀使心灵无处停留而消散在语言碎片之中。大众媒体的原始动力也许是牟利,不过,当大众媒体建立了自身的权力意识,就是说,意识到自身的权力地位,就不仅是牟利了,同时也谋权。事实上,大众媒体早已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种权力。

德布雷信件四

◆ “媒介球体”维护着一个社会的集体想象

因此您明白我不能跟您一样严厉地看待新闻界的实践行为,虽然我跟您同样看到他们制造的危害,同样痛惜他们的不正当贩运。但我对“媒介球体”有一个几乎是生物学的看法,它维护着一个社会的集体想象,更确切地说是任何共同体为了保持它的内聚力和舒适性而所需要的自我保护泡沫圈。一个社会生物圈可以把它外面的世界任意分割,并选择最适合满足它的偏见和心理安全的信息。

人们对绝对必要的舒适度考虑得不够。舒适是一个关键的概念,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或者次要的事情。高尚的同义词是“共识”。当能跟同伙们唱一个调子时,生活起来会比较方便,这有利于规训身体和灵魂。大报刊是规范化的软工具,但它还不是最早的。在宗教社会里有教义书;在意识形态主宰的国家里有官方的宣传;在我们这样的商业民主国家有资本所操纵的新闻业。将话语权委托给媒体(无线电、报刊和电视),让其负责找到正确的词语,那是多么轻松愉快啊(精神紧张缓和了,松了口气),就跟我们把移动的功能委托给了汽车、把加减乘除委托给了计算机一样。我说这些并不怀恶意。这是无线电波、屏幕和杂志送给我们的方便,为什么不享受呢?我们都以经济原则来调整自身,我们可以避免创造、劳神费力,避免重复已经说过的和已经知道的。我们寄生于旁人而生长,而不靠自己思考,吸收我们圈子里泛滥的形容词和陈词滥调、口头禅和明信片。我们在表达公共舆论的刊物里,这个在陌生世界和我们之间起保护作用的蚕茧和缓冲器,去寻找和发现最符合我们期望的东西和我们想要的眼罩。这些刊物尽量满足我们的需求。它们的存在目的就是干这个的。可以说媒体不只是媒介体,就像海德格尔所说,技术不只是技术。它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工具,它使人们得以在固定领地上按部就班地思考,步调一致,还产生同样的议程。难道这不属于生活的一种自卫本能吗?

德布雷信件六

◆ 新技术带来的权力变局,对知识分子的立场产生影响

我们的局外人、我们这个种类的兄弟和学术上的盟友,不只是无私地献身给永恒和放纵的边缘分子。有思想的朋友也具有权力意志,他的本质和他的功能就是要纠正关于事情的想当然的、用来赢得同仁附和的观点,或者自以为能够改造社会而给老百姓上的道德课。起码在我们带着天主教印记的社会里,他取代了教训乖乖羊群的世俗牧师,但不是在隐居小屋里忙着祈祷上帝而不考虑人们生活的僧侣。他必须有产生影响的打算——这正是我们这类人不同于封闭在实验室里的物理学家或画室里的画家的地方——他必须把他自己变成在现实中有影响的运载工具,即每个时代的媒体。他必须尽力成为被公认的公共人物,让大家看到和听到他,呐喊要嚷过别人,要挤进某种网络,从而到达“广场上的集市”。这就是您所谓的Publicracy——而我取名为Mediocracy(我发明的词,你我各有各的新词,我故意玩弄此词的双重意义,即Mediocrity 或media,平凡或媒介的权力)。

在法国,如果知识分子要让自己的想法被人看成是算数的,自己要被归入到说话算数的人之中,就必须在电台里有个固定的评论节目,有一个电视节目,或者在主要报刊里有论坛或短文专栏,在互联网上有博客页面可被传贴。反正要做个公共人物(publicist)就必须抹去思想的精工细活而去制造噪音,屈从当日的主题,用简单化的词汇来表达,用假装叛逆来作秀,去讨好传播载体的主子们(那些人其实又被大型金融集团所控制)。这样他就成为一个找到了组织的知识分子,但不像您那里许多人那样属于执政党的体制,而是属于一个寡头霸权生产体制(伪装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这个体制里享有荣誉地位)。

在舆论民主制度里,舆论制造者比人民代表更有分量。在独裁体制里,公共言论的把持人是政治权力的佣人。我们这儿正相反:早已失去威望而又无能的政治家们只能追随记者们、有地位的知识分子们、民意测验专家们、专栏和社论作家们所规定的航向。上述那些拥有话语权的人们彼此心照不宣地构成了一个星系,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的专制政党,幸亏他们手中还没有坦克和警察。这些毕业于同一类大学、来自同一类住宅区、出入于同一类俱乐部和餐厅的判官们,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何为正确或不正确都所见略同,尽管在优先排序上会有些区别(例如在大麻、同性婚姻权、无证件移民等等问题上)。

这一切都属于您所说的权力变局,权力从政客的手里转到新技术的手里,从知识转到信息,从民族国家转到全球系统,从顶部向下的照明转到从底层发生的诱惑。在这种环境下,你可以看到,即使在这个原则上有着言论自由的地方,要做一个知识分子是多么困难:如果我忠于我作为少数派反潮流的天职,我就会从舆论的合法生产地,也即媒体的舞台或竞技场上被挤出去,被赶到台下走廊里去而失去影响力;如果我想让那些重要人物听到我的声音,并享受一点点个人名利,那就得回到舆论的乐队里,变成有名的意识形态鼓吹者、政治气候预报的奴隶,随机应变,听任新闻热点的摆布,并很快就得忧虑如何捍卫自己的品牌。这也难啊!

雷吉斯·德布雷:1940年生,法国作家、哲学家、媒介学家,龚古尔文学奖评委。曾参加拉美革命,是切·格瓦拉的战友。

赵汀阳:1961年生,哲学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著有《天下体系》《论可能生活》《坏世界研究》《第一哲学的支点》等。

(节选自《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法]雷吉斯•德布雷赵汀阳著/ 张万申译/中信出版社20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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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革命 媒体 赵汀阳 雷吉斯·德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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