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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体系”能否成为未来的全球制度——《两面之词》书摘


来源:凤凰网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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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

[法]雷吉斯•德布雷赵汀阳著/ 张万申译

中信出版社,20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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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信件二

◆ 天下体系经过改造,或可成为未来全球制度,实现世界永久和平

中国的第一次政治革命是三千年前的周朝革命,建立了普遍主义的天下体系,其根本政治性质在于它是一个面向世界的开放网络式世界体系。虽然实际的覆盖面积只是现在中国的一部分,但在理论或观念上,它是可以容纳世界上所有文化和一切民族而成为一个世界家庭的政治制度,在实践上,这个体系有一个核心国家和数百个成员国(诸侯),每个诸侯国家高度自治,核心国家负责协调整个体系的政治关系和共同利益。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是法定世袭贵族,各国人民可以自由流动,到别的国家申请重要职务,各国公侯领主也可以重金邀请他国贤人到本国来做相国(总理)或大将(军事统帅)。这是一个在权力分配和互相制约上非常有效的制度,包含着多重均衡,因此成功地维持了三百多年的和平,后来由于体系管理过于宽松、互相依存关系退化才发生疏远分裂。

我相信,天下体系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经过充分改进而成为未来世界的全球制度,实现世界永久和平。我有一个关于天下体系的哲学理论,试图论证说天下体系是一个扩大了康德和平方案所惠及范围的永久和平方案。康德和平方案不能容纳多样而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不同文化,不能解决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问题,也解决不了重大资源之争,而天下体系能够容纳康德方案所不能容纳的国际关系,因此可能是世界和平的更为有效方案。今天欧洲的危机进一步说明,康德方案甚至不足以解决欧盟这样政治体系的内部矛盾。关于天下体系,说来话长,不知道您是否碰巧读到过我关于天下体系的论文?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德布雷信件二

◆ “全球公司”的家长由谁担任?又由谁选出?

你所盼望的负责协调共同利益和摆脱了本位主义的普世政权是很和睦的,但这又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它将由谁选出?它对什么人负责?它的法律将来自哪一种启示?它对人民的宣言将用拉丁字母还是用汉字?它的工作语言将是什么?中文还是英文?还是两个都用?但是如是这样,那么意大利文或者德文又如何?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又将是一个统制现象,一种势力轻重的体现,一种特殊性对其他特殊性的胜利。请看安理会和联合国,它是一个民族之间的实力态势的备案室,而经常以普世利益的名义来维护西方的利益(不然联合国有关中东的决议就不会不被执行)。所以我想探问,你的那种似乎是未来派的看法是否是19 世纪科学主义乌托邦的翻版,即一个世界性的半学者半导师的权力执政?这可以是一个全球公司的董事会,其中包括一小群思想家和专家,多数是西方的(或者来自一个中美双元体),可是他们的合法性不知是从哪儿来的。

这个世界共治的想法目前有了新的青春,人们谈论“人类大家庭”、世界公民、超国家规划大自然的平衡等。这种主张随着我们对共同生物圈的未来焦虑的增长而重新回来了。我们都在同一个船上,是的,但有不同的文化,连地理的环境都不同。爱斯基摩人和贝都因人,一个和海豹共生,一个和骆驼相依,他们感觉不同,他们既没有同样的代码也没有同样的期盼,更没有同样的回忆。没有比这个更加抽象无名的“家庭”了,没有同感、没有框架、没有特征或者活力的交换动态。问题不仅是根据各种文明和人口状态而有着多种家庭形式(夫系、核心系、单家长系、扩大系,等等),还需要确定谁是“家长”,或者说怎样来指定“家长”?我很难想象一个北美总统能够接受把主权转让给中国主席,相反的情景也同样难以想象。至于那些经济峰会如G20 之类,也只是一些寡头政治国家的聚合。

对我来说,之前几个联合国气候峰会的失败意义很深,这是一个慷慨宣言满天飞的舞台,但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和具有约束力的目标。这使人感到,生态布道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万美元时就变成优先议题(欧洲、美国的某些州),超过5 万美元时就变成强迫症(丹麦、加州和其他天堂)。两个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曾经用很肮脏的技术污染了天空、水流和土壤,但穷国在物质进步的中途就被要求必须停下来,因为这有益于我们寿命的延长和平均每人能享受的能源增长。“停下!停止各国之间的财富转移!轮子不许再转!保持现状!我们在上,你们在下!”像巴西、印度或南非这些新兴国家在怀疑是否真应该关闭他们的热电厂和炼钢厂,而去等待起码需要半个世纪的新工业的到来。巴西的女总统曾说:“你们逼我们在公平和生态之间进行选择。”同样的失败笼罩着有关世界饥饿问题的各个国际会议,虽然全球还有约十亿人挨饿,约二十亿人缺乏营养,但在2009年的罗马世界粮农组织国际大会上,没有任何西方国家首脑出席。原因很简单,马托格罗索(巴西26 个州之一)、撒哈拉和印度北方邦的饿死鬼不是他们的选民,我们的电视台也对他们不感兴趣。

不幸的是,我看不出哲学课要好到什么程度才能够改变这个局势。失重并向上浮飞的全球化、纯粹的金融化、经济化和技术化,留下的是地平线上非政治的人类,那是一个悲剧之后的人类。当然可以理解它的成功。多元化的奋斗不再使任何人感兴趣,也不受人欢迎,但我怀疑最终是否能用“之上”掩埋“之间”(注:原文此处为介词,意指“之上”的概念和“之间”的物体)。西方人夸夸其谈“全球”,其实就是避免去反思“国际”,也就是不去思考各个国家不同或对立利益之间的争霸或妥协。

我觉得好像很难实现民族之间的和谐,和谐只能是通过充满风险的谈判才能达到的终点,而且是不稳定的,很容易能被推翻的。每个有活力的社群都需要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标记,我们不是看到了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重新回到东正教吗?后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又回到了儒学吗(我在你的思想后面也看到了孔夫子的影子)?这就是民心所向。不管什么样的全球性机构,什么样的“善意”和如意算盘都控制不了民心。也幸好如此,不然将会是一场奥威尔式的噩梦,就如同他可怕的《1984》小说里一样,一个全球总统,一个标准的和同质的人类。

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协调各个种族的长期利益和每个国家、民族或大洲的利益,答案只能是经验式的和摇摆不定的,简单说就是让问题回到外交和政治。我们必须接受问题的存在,比如说世界稳定的问题,这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没有最后解决的方法。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答案是一个骄傲的错误。有时候有些问题最好不去解决,因为有些解决方法比问题更糟糕。

赵汀阳信件三

◆ 以“关系”为基本单位,有可能更合理地定义普世价值

关于哲学能够思考什么问题,我的基本态度是:上帝的就归上帝去思考,人只能思考人的事情。我比较同情康德的辩证法:人的可怜的理性不可能思考超越的事情(the transcendent)。为什么人不可能思考世界的超越本质?因为世界不是人创造的,因此无从知道最后的秘密。只有创世者才拥有关于最后秘密的钥匙。人是生活世界的创世者,所以人所能够知道的就是生活世界的秘密。既然人是生活世界的创世者,存在论(ontology)与创世论(creationology)就形成重叠,在这个条件下,超越的事情与经验的事情就合二为一了。您一定看出来了,我之所以选择facio(行事)作为哲学问题的支撑点,因为facio 同时就是creo(创世行为)。

我想暂且离开这些抽象的话题,因为我急于讨论您提出的另外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针对我的天下体系,您提出了“全球公司”的“家长”制度问题。这个问题使我大伤脑筋,十多年来我一直为这个问题大伤脑筋,至今想不出最佳答案。我已经在哲学意义上论证了天下体系所需要的政治原则和普遍价值观,但具体的政治权力机构却很难提前想象。如果参考今天的国家经验去想象,就可能会想到一个类似世界国家那样的权力制度,但我觉得这个思路有些冒失,而且会遇到您所担心的“家长”问题(哪个民族国家能当家长?);如果参考欧盟经验,各国首脑协商做事,似乎也不是可靠的选择,事实上欧盟经验并没有那么成功。而且,欧盟毕竟由有着相似文化和价值观的国家组成,能够满足康德和平的联盟条件,可是如果进一步应用于有着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世界各国,恐怕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康德的和平方案解决不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问题。

有一点是清楚的,无论世界政府是什么样的,都需要一个世界宪法,而世界宪法又需要普世价值,但不是现在通常说的那些“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一个未定的概念,需要在更充分的理性基础上去重新定义。首先要选择最合适的分析单位,目前所说的普世价值是以“个人”为单位去定义的价值,可是我们已经知道,个人理性不能保证集体理性,个人利益最大化有可能使得他人利益最小化,从而导致难以解决的冲突问题。所以,以“个人”作为普世价值的依据不是最合适的,我发现,如果以“关系”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就有可能更合理地定义普世价值。就是说,如果一种价值是普世价值,那么,它必须被一种所有人共同受益的关系所逻辑蕴含(logically implied)。我希望关系理性能够多少消除您对普遍主义的担心。关系普遍主义仅仅要求普遍有效的关系,而不干涉文化的多元化,其实,只有可靠的相互关系才能保证对多元文化和语言的普遍尊重。和您一样,我想象的也是一个能够容纳多元文化的世界,但多元文化之间要依靠普遍关系才能保证和平。

德布雷信件三

◆ 避开超国家式的大合并和共融吧,一个有序的多元化已是了不起的进步

我曾跟你说过我对你的国际大都会想法(天下一家)的怀疑,这个理念太思辨或者太伦理而难以实现。哲学家在与历史教训的对质中是否会赢得更多?有关政治事务的运作,马基雅维利在我眼里比康德更具千倍的启发,丘吉尔或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比哈贝马斯的论文更有深刻的意义,这个温文尔雅的学者以为不需要领土、不需要语言和记忆而只靠一部宪法就可以建立一个国家。请原谅我想强调:以隐喻对隐喻地说,我感觉,把人类比作一个人民,要比把人类比作一个大家庭更值得称道。且不说家庭冲突是最可怕的(古希腊人认为家庭是悲剧的动机),你又如何来区分孩子与家长、富有权威的长辈和该服从的小辈?我们不能忘记,普世博爱的理想一般都在血泊里结束,当一个国家要把它当成全球性的使命,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没看出新保守主义者及其民主与新革命主义者及其社会主义之间有什么区别。还是如你所说的做到普遍尊重为好,但我不认为需要“世界宪法”,而可以采取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来做共同标准。让我们远远避开任何超国家式的大合并和情感的共融化吧。人类是唯一的但也是不连续的,就像世界地图上的大洲之间有海洋一样,甚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各个山谷里都有各自的语言、风俗和价值尺度。一个有序的多元化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你有没有注意到,最好的头脑通常在不知不觉中被他们试图要超越的、自己所属的地理和历史赶上?我们的民族性总是比自己所以为的要强得多,即使我们是真诚的普世信徒。我不禁想起你向往的和平天下,你深信其可能消除对抗,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古代中国与外部的隔绝,中国是自成一体的大帝国,充分强大而无须担心来自邻国的威胁(也许日本除外)。我们欧洲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每一个欧洲民族都有过痛苦地去适应异族的过程,为了生存而与外来侵略的邻居和试图吞并我们的帝国进行搏斗。民族在我们这里一直离不开国际,因为我们的主权一直岌岌可危,建立在或多或少相等势力的敌对国家之间的脆弱平衡之上。这不是美国或中国这两个中心大帝国的命运,美国和中国都十分庞大并且足够独立以致于相信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堡垒也有自己的薄弱点,欧洲人是脆弱的,所以在外交上创造了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相当谨慎而不抱幻想。我们很难想象没有敌对关系的国际关系。各有各的历史,各有各的集体无意识。但我们的意识似乎比你们的更悲惨。

赵汀阳信件四

◆ “天下”概念是对帝国意识的一种理性纠正,不会伤害文化的多样性

如您所言,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是一种“谨慎而不抱幻想”的均衡。毫无疑问,我承认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国际体系。我当然不会对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或者康德和平(Kantian peace)有任何贬低,但是我还是要说说“天下体系”理想的必要性。全球化已经制造了国家政治以及国际政治所无法解决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是全球连动的,像传染病一样,或者像互联网那样蔓延。经济危机只是一个方面而已,而权力永远是个核心问题,全球化意味着世界权力的重构——真正深刻的变化并不是权力的转移和重新分配,而是权力结构的重新建构。不知道我看得是否正确:全球化时代的最终权力是一些“后台权力”,是金融资本、新技术、大众传媒、互联网等,而国家和政府这些“前台权力”与“后台权力”的代理关系将进一步明确,国家和政府将来只不过是权力的经理部门。因此,在来临的新时代里,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政体,可能都还没有彻底触及权力深层结构的政治,不能解答权力的所有权问题,不能显示权力董事会的构成。我想,不妨以曲解的方式重新注解亚当•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不再是自动调节市场的手,而是暗中操纵着生活的可能选项的手,资本和话语(软硬两手)暗中规定着人们的可选择范围和选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将减弱人的自由意志,给人留个自由的虚名,还有平等、民主之类的虚名。“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不现实的,“全世界的资本家联合起来”倒或许可能。

我承认天下体系只是个遥远的想象,但我想说,天下问题却近在眼前。天下问题是被全球化问题逼迫出来的,在全球性状态中,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不可能以国家为围墙,各过各的生活,因此,天下之治与各国的存在状态并非无关。您说只有美国和中国这种足够庞大的国家才更喜欢强调全球意识(您暗示是帝国意识),我也相信,大国比较容易产生帝国意识(但并非必然),而我希望天下的概念是对帝国意识的一种理性纠正。天下体系的庞大规模容易让人误会是个新型帝国,但它实质上是个“反帝国”,尤其不会伤害文化的多样性。从政治意识上说,天下强调“和”才是“平”的稳定可信条件。相比之下,势力均衡只是和平的不稳定的条件,因为均衡很容易被打破。“和”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导致误解的概念,harmony(和谐)这个翻译肯定是不够准确的,因而增加了误解。Harmony 含有一致性的意思,听起来就似乎是要取消多样性,正如您所担心的“窒息的危险”,可是“和”的真正含义就是反对“同”(uniformity),而要求建立多样性之间的互补优化关系,所谓“和而不同”。我也不敢肯定如何翻译才是准确的,也许可以翻译为multiformity(多样共在)?或者complementarity(互补)?或者reciprocal dependence(互惠互依)?好像都不够传神。我自己通常把“和”翻译为compatibility(兼容共处),虽然不能表达“和”的全部意思,但不会导致误解。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用莱布尼茨的compossibility(可能共存)来翻译“和”,因为这两个词都具有形而上学品质,但compossibility 是莱布尼茨发明的专用术语,不知道他是否同意我的滥用?

雷吉斯·德布雷:1940年生,法国作家、哲学家、媒介学家,龚古尔文学奖评委。曾参加拉美革命,是切·格瓦拉的战友。

赵汀阳:1961年生,哲学家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著有《天下体系》《论可能生活》《坏世界研究》《第一哲学的支点》等。

(节选自《两面之词:关于革命问题的通信》/[法]雷吉斯•德布雷 赵汀阳 著/ 张万申 译/中信出版社20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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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天下体系 世界政治 赵汀阳 雷吉斯·德布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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