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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的葬礼

2013年04月26日 09:57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颜浩

作者:颜浩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8月

 

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元旦纪念日,不允许放鞭炮的北京城,少了传统的庆祝气氛,却也添了好些新鲜的去处。除了总统府门前有仪式典礼外,按照大总统“与民同庆”的愿望,中央公园免费游览,皇城三殿也开放参观。天安门外还设立了牌座,里面供着前清隆裕太后签署的退位诏书,两个巡警在一旁护卫,以防不服气的满人乘机起哄捣乱。紫禁城内,自打小皇帝逊位后便死气沉沉的宫殿,居然也是一番热闹景象。神武门前一大早便停了不少马车和轿子,下来了好些留着长辫的人,互相拱手寒暄,一同往宫里而去。临近正午,关闭了近一年的乾清门突然打开了,几个穿着太监服色的人匆匆跑了出来,向一位头戴西式礼帽、身穿大礼服的中年男子打了个千,恭敬地将他迎了进去。

这人名叫朱启钤,光绪朝举人,清末曾当过北京城的警察总监,时任民国政府的交通部总长。今天他进入皇宫,是奉大总统袁世凯的命令,特意来给幽居宫中的小皇帝溥仪拜年。乾清宫内,溥仪高坐在宽大的御座上,身穿金龙褂,头戴珠顶冠,两侧站立着大臣、御前行走和带刀侍卫们。殿内肃静无声,两班甲胄分明,恍惚还是昔日盛时模样。

朱启钤走进殿门,并未跪拜,而是先鞠了一躬;向前走了几步,又鞠了一躬;最后走到御座台前,再次深深鞠躬,嘴里高唱“大中华民国大总统敬问大清皇帝安好”。负责答礼的内务府大臣绍英随即出班,走到小皇帝的御座前跪下,溥仪从面前书案上的黄绢封面木匣子里取出答辞交给他。绍英回身起立,高唱“皇帝问大总统好”,并将答辞念了一遍。这答辞以四六骈体书写,诘屈聱牙,自然是出自那帮文臣们的代笔。好容易等绍英念完,朱启钤再向御座三鞠躬,便弯腰退出了殿外。

当时年纪尚幼的溥仪,对这次奇特的皇家礼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第二天在毓庆宫的书房里,他的老师陈宝琛捻着那团乱糟糟的白胡子,得意洋洋地说了一大篇,意思大概是“我大清自有气度威严,他大总统也不能等闲视之”等等。

这之后又过了一个多月,紫禁城内先后迎来了溥仪和皇太后的寿辰。有了元旦拜年的先例,这一回民国政府的礼数更加周全了。小皇帝的生日也有礼官前去祝贺,袁世凯送上了寿礼十二色,封皮的黄签上都写有“臣袁世凯恭进”的字样。第二天的皇太后寿诞,袁世凯先是派了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进宫致礼,之后国务总理赵秉钧率领全体国务员也去道贺。其中那些曾在清廷任过职的民国官员,为了此番故地重游,还纷纷换上了旧时的衣冠。

可就在这次贺寿后不到一周,1913年2月22日凌晨,隆裕太后突然驾崩了。自来皇帝家出了大事,民间必然是谣言纷纷。虽说国家换了字号,但宫闱内幕仍然是茶馆酒肆的热门谈资。最初传言称太后是不愿迁居颐和园而服毒自尽的,脉案被报纸登出后,舆论转而认定是误于庸医之手。但更多的人还是相信,久病的太后是被气死的,根源便在前几天的寿诞日上。据说袁世凯送来的礼物中,除了佛像一尊、联额数幅外,还有一张他本人的大照片。而当天宗室王公大臣多半回避,不肯入贺,大殿上不过寥寥数人。本来就“让国仍存亡国恨”的隆裕不堪刺激,看着袁世凯的照片痛哭了一整夜,病情转重,很快便一命呜呼了。

亲贵大臣们不愿给太后贺寿,显然是对她签署退位诏书一事心怀不满。虽然大家心里都清楚,大清江山并非一夕断送,但总要有人承担起替罪羔羊的角色。遗老恽毓鼎为太后薨逝写的挽诗中,便有“鼓死烟销叶赫城,前生遗恨竟来生”的句子,甚至将怨恨追踪到“灭建州者叶赫”的古老传说上去了,可见这些前朝旧臣们对清祚覆亡的忧愤之深。而如此“深挖历史根源”式的迁怒,并不仅是恽毓鼎的一家之言。一个满清贵族后裔曾有回忆,当听到隆裕去世的消息时,她家的长辈居然扬臂仰天大叫道:“圣祖睁开眼了,52年,叶赫那拉结束了,爱新觉罗还有望!有望!”

尽管被视为“红颜祸水”,但太后薨逝毕竟是大事,也不能等闲视之。好在皇家自有一套严格的礼仪规章,只要遵照内务府的调度执行便可。太后的遗体当日便被装进满洲式的大葫芦棺中,放在披着黄寸蟒床单的灵床上,棺外扣着绣有彩凤的堂罩。灵前立着大幅的太后宫装全身画像,“二目平视,眼光散向各个角落”。停灵的皇极殿外则摆开了全副卤簿依仗,“皇极门前竖着3丈多高大红漆架子杆,一大幡中央缎绣软片,绣着一条大龙,金光耀眼,外边饰有彩球下垂,上端有荷叶宝盖;随着风呼拉拉、呼拉拉地漫卷”。这般森严气象在过去的紫禁城内并不稀罕,如今则显得分外重要。关起门来过日子的小朝廷,更需要维持外表的富贵尊严,以留住最后的荣誉和神圣感。

按照满清旧制,凡是宫中有丧事,在京的大小官员和八旗命妇都应进内举哀。曾为清廷近臣的恽毓鼎也在其列,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特殊的葬仪:“九钟起,入内哭临。缟素乘马车,穿金鳌玉蝀而行,至神武门下车,入内东行,历夹道,过蹈和、履顺二门,达皇极门外。宫阙无恙,惨然心伤。……十一钟三刻午祭。臣毓鼎系致仕大员,先由太保世续、总管内务府大臣景沣、绍英引至皇极殿槛外,叩谒梓宫,伏地举哀,然后入群臣班齐集行礼。此先朝故事也。毓鼎满腔哀愤,并为痛泪千行,既出犹呜咽不能自已。”恽毓鼎之所以这般伤感,除了触景生情、借题发挥外,更由于当时的场面冷清凄凉,让其有不胜今昔之叹:“行礼不满二十员,较之光绪三十四年,不堪回首矣”。

这也实在难怪,树倒猢狲散,昔日繁华如今已是过眼云烟,一个勉强在深宫禁苑内谋得容身之地的皇家寡妇,背负着亡国的罪名,又有多少人会为她的死去而伤悼呢?更何况隆裕本人无德无才,在宫中本就不甚受欢迎,“己丑年嫁光绪帝为嫡后,秉性柔懦,失西后欢,尤与光绪帝感情不洽,抑郁深宫二十余年,既无可誉,亦无可讥”。因此连爱新觉罗家的近支亲贵,也多有接到丧报而不到场者,“懿亲贵戚,依然轻裘肥马,徜徉于租界之中;元老旧臣,依然拔茅连茹,奔走于伟人之后”。实在觉得脸上无光的小朝廷,最后不得不发出严惩通告:“各亲贵王公,多系谊属懿亲,受恩深重,竟多不来京奔丧,实属负恩已极,应将其爵秩一律革除,并夺削其恩赏,各产统充皇室经费,以资惩罚”。只是天下都易主了,皇帝的政令不出午门,爵位名号早已是废纸一张,这番义正词严的训诫究竟有多少实际效用,想来人人皆是心知肚明。

与满洲亲贵的虚与委蛇相比,原本事不关己的民国政府,却出乎意外地对太后之丧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就在隆裕驾崩的当天,总统府便召开了特别会议,决定以“外国君主最优礼”安排葬仪。刚成立仅仅两年的民国政府,事实上在国家礼制上并没有什么概念。过去满清的那一套无法照搬,新的礼仪规范又没有确立,之前的孙中山谒陵、大总统接见等许多仪式,都弄得有些手足无措。但这一次至少在礼制规模方面,隆裕的葬礼称得上有条不紊。遵照国务院的通告,“各官署应一律下半旗二十七日,现任官及现役军官均持服二十七日,左腕围黑纱,军官刀柄并缠黑纱,自二月二十二日始,至三月二十日止,以志哀悼”。同时指定礼官王世铎“专办清宫善后和清帝照料事宜”,“饬赵总理率全体国务员定期入宫致祭”。步军统领衙门则派值班官员轮流守灵,政府的仪仗队和军乐队也听从调遣。除此之外,一百多万元的丧葬费用由政府全部买单,大总统另送赙仪三万元。再加上小朝廷借机哭穷,讨要1912年第一期的皇室优待费四百万元,袁世凯也命令一次补足,本就经济困窘的民国政府,凭空又添加了不少负担,财政部只得加紧征收各省的地丁和赋税以填补亏空。

 

民国为何给予一个失势的旧朝宫廷女子如此高的礼遇?仅仅是为了遵守《清室优待条例》,以展示胜利者的高姿态吗?显然并非如此。国务院在隆裕逝世后发布的通告,颇多溢美之词,透露出了真正的缘由:“敬维大清隆裕皇太后,外观大势,内审舆情,以大公无我之心,成亘古共和之局,方冀宽闲退处,优礼长膺,岂图调摄无灵,宫车宴驾,追思至德,莫可名言。凡我国民,同深痛悼。”这些话的意思说得很明白:由于在武昌起义之后,隆裕能审时度势,顺应人心天意,签发退位诏书,避免了南北开战,“救民于水火之中”,因此对于中华民国而言,她是力挽狂澜的功臣,值得大张旗鼓地纪念。也就是说,被满洲亲贵和宗社党咬牙痛恨的“让国”之举,却是隆裕在民国得到死后哀荣最重要的根据。

“遵上古之唐虞,洵女中之尧舜”,这是民国政府对隆裕的盖棺定论。因为她“揖让美德造成共和,其遗德实不可湮没”,甚至国史馆都打算将她的“事迹”修入史书,“特为表扬,昭垂永久”。但这位“女中尧舜”生前绝对没有想到,她居然会在中华民国的国家英雄谱上占据一席之地。当她的灵榇还摆在紫禁城的皇极殿内时,人们便已经打算在天安门前为她“铸造铜像以志哀思而垂纪念”了。同时被提起讨论、认为需要铸像以资纪念的人员名单是:“(一)清隆裕后(二)彭家珍(三)徐锡麟(四)邹容(五)吴樾(六)秋瑾(七)熊成基”。除隆裕之外的其他六人,或者因暗杀高官而牺牲,或者因革命活动惨遭杀害,无一不是满清王朝的“逆子叛臣”。大清国的皇太后和她曾经的敌人们,居然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了一起。

既然被尊奉为“共和功臣”,其人的生死自然不再是一家之事了。3月4日,北京政、军、警、学、商各界和各团体在平介会馆集议,商定于大祭之期在太和殿举行国民哀悼会,并致电各省号召踊跃捐资。3月18和19两日,太和殿前广场的国民哀悼会如期举行,参议长吴景濂亲往主祭,恭读祭文,盛赞“贤后”的无私美德。整个哀悼大会现场也被精心布置了一番,太和殿内正面是一座三门素彩灵龛,顶端正中挂着一方题有“女中尧舜”的大匾,灵龛内高悬着隆裕太后的大幅宫装御影。依照满族习俗,灵前的供桌上堆满了王公大臣敬献的施食饽饽,一层层摞得足有六七尺高。供桌前立着一面大镜框,里面摆放着黄纸誊录的《退位诏书》,以标识这个女人一生最大的功绩。殿内的蟠龙柱和殿壁四周都挂满了挽幛与挽联,其中尤以副总统黎元洪的挽联最为醒目:“片语息兵戈,民国酬恩应第一;全军为墨经,深宫弭乱更何人”。太和门前还有一座更大的素彩牌楼,上书“哀悼”二字。再往外走,午门城楼内外均悬挂了一丈开外的五色国旗,绳索串起的万国旗拉出几排长阵,墙壁上也挂满了各界送来的大幅挽联。天安门前的城楼下,还有一个七门八柱的特大素彩牌楼,正中嵌以“国民哀悼会”字样,显得极为肃穆庄严。

生活在天子脚下的北京人,对官家的各种盛大仪典早已见惯不怪了,反正自有老祖宗传下的一套规章,老百姓只要跪在道旁迎来送往便可。如今民国新立,改朝换代,国民哀悼会允许普通民众入宫吊唁。升斗小民竟然能深入重重宫苑,亲眼看看昔日的森严禁地,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难怪北京人会表现得如此积极,“自十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在太和门开会三日,莅会者数万人”。

当然,这蜂拥而至的数万人并非都是来寄托哀思的,借机看热闹的肯定也不少。况且呼朋引伴,人喊马嘶,秩序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果然到了十一日午后,各种怪现象便纷至沓来了,倒卖素花标识的,制造混乱偷摸盗窃的,乘机对女子上下其手的,不一而足。再加上大风忽起,人人皆欲尽早回家,天安门外人流杂沓,“争先恐后,落钗堕履”,禁军无力弹压,只得由着众人乱成一团。恽毓鼎的夫人也带领家中女眷前去致哀,这位曾因葬礼气氛冷清而落泪的遗老,听闻现在的热闹景象,既感叹“不意闺阁女儿,乃能步入午门,仰瞻皇居之闳丽,可谓旷世奇缘”,又忍不住为午门前的混乱而忧虑:“虽小家丑妇,鹑结贫儿,但胸悬黑纸花,白布标识,即可溷入内廷,喧呼拥挤,并哀悼之意而失之矣”。

在恽毓鼎这样规行矩步的守旧士大夫看来,民国简直就是“礼崩乐坏、狂狡有作”的典型。实事求是地说,与小朝廷的轻车熟路、严谨有序相比,国民哀悼大会尽管“铺张极大,实为旷古未有盛典”,但在仪式礼制上的确是相当简化的,致祭的程序只有设哀乐、献花果、读祭文和三鞠躬几项。在服饰上,清廷人员多是“白布袍、白羊皮褂、水獭领、腰系白带、黒皮冠、冠摘缨”的统一装束,民国官员按规定穿着大礼服或长袍马褂,普通民众则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但见宫门大开,紫禁城内士女杂沓,冠盖如云,“在太监干嚎的举哀声中,清朝玄色袍褂和民国的西式大礼服并肩进出”。表面上看起来,“穿着清朝玄色袍褂者矜持,穿着民国西式大礼服者庄重,虽并肩而行但目不斜视”,但那些身着孝服的满洲亲贵脸上,都流露出了得意的神色。

也难怪他们会这般得意,前朝太后之死成了国丧,即使有优待条例的保护,这也是预想不到的。尤其是民国政府“旧制从优”的尊重,更让遗老们觉得面上有光。如果说哀悼会还是前清与民国礼制并行,那么之后的梓宫奉移仪式,则几乎就是皇家仪典的从容展示了。4月3日一早,奉移仪式开始。“由国民政府仪仗队、军乐队前引,传统的满族执事:门纛、曲律、影亭、亮轿,曲柄黄伞等随后。用96人的‘落地满黄’的皇杠,抬到前门火车站;用原慈禧太后的专列,运至河北易州梁各庄行宫内暂安;等候崇陵竣工后,与光绪帝一起入陵”。运载梓宫的火车也经过了特别的处理,重新刷漆彩绘,“如龙罩式,下安胶皮轮,行时平稳无声。第一车列依仗。第二车安奉梓宫,车外满扎松枝花彩,四角系红黄色彩绸。第三车载缟素恭办丧仪各员。第四车载护送大员冯国璋、荫昌等,车行极缓”。

走得缓慢既是为了显示庄严,也因为围观的人群太过拥挤。再加上沿途还有许多路祭点,跪地恭送者也不算少。像恽毓鼎、那桐这样的王公大臣,多是在宫内或各旗自设的帐棚内跪送,普通民众则只能道旁等候了:“青年女子一人在半壁店道旁跪送,伏地痛哭;老民三十余人在口子门道旁跪送,伏地痛哭。又孝定景皇后梓宫由京奉移时,有老民一人在铁路旁跪送伏地痛哭,民妇一人在铁路旁跪送伏地痛哭”。如此详细地记录送行的民众人数,不难看出清室对这次出殡是何等的重视。

如此庞大的皇家送葬队伍穿行在中华民国首都的街头,确实让人有昔日重来之感,北京人更是形象地将其称之为“跑祖宗”。民国建立以后,北京街头这样的“跑祖宗”一共出现过三次:一次是隆裕太后的葬礼,一次是张勋复辟,最后一次从徐世昌当上大总统一直到溥仪大婚,算是将“跑祖宗”闹到了顶点。看到这种回光返照一般的盛况,清室遗老们自然是喜出望外,仿佛过去的荣耀又重新回到了他们身边。至于民国政府以“让国”为主旨“酬恩”隆裕,将其列入革命英雄榜中,则并不在考虑之列。只要借着繁文缛节的仪式典礼,聚拢失散已久的人气,重新激起民众对旧主的眷恋之情,小朝廷存在的意义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张扬。

从民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在隆裕葬礼上的这一连串举动,目的自然是借机向“不食周粟”的遗老们示好,拉拢他们心向新朝,营造“五族共和”的和谐气氛。而对隆裕“让国之德”的大力褒扬,则是为了强调民国政权非强取豪夺而来,其合理性不容置疑。可惜的是,筹划虽然得当,设想也很是周密,新旧的畛域却未必能划分得一清二楚。

隆裕葬礼这一次“跑祖宗”过后,北京城内的气氛很快便有了变化:“民国元年间一度销声匿迹的王公大臣们,又穿戴起蟒袍补褂、红顶花翎,甚至于连顶马开路、从骑簇拥的仗列也有恢复起来的。神武门前和紫禁城中一时熙熙攘攘。在民国元年,这些人到紫禁城来大多数是穿着便衣,进城再换上朝服袍褂,从民国二年起,又敢于翎翎顶顶、袍袍褂褂地走在大街上了”。

尽管成了中华民国的首都,但北京民众对于新国家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认同感远不如率先革命的南方省市。小皇帝虽然已经退位,但仍然拥有自己的军队和仆从,人们仍然以得到他的接见和赏赐为荣。每天凌晨,从玉泉山给他送水的小车,照旧插着小黄旗,叮叮当当地穿过西直门,慢悠悠地驶向皇宫。在民初纷乱的政治环境中,这个“国中国”的存在仿佛喻示着一种稳定的力量,甚或说代表了某种隐藏的希望。生逢乱世的老百姓未必认可共和制度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旧瓶装新酒的社会现实令人失望,而传统往往能满足人们的想像,更何况这个“传统”就不动声色地存在于城市的正中心。人们大张旗鼓地操办隆裕的后事,郑重其事地演练各种繁复礼仪,并不是真是为了纪念这个无甚功德的皇太后,只不过借此表达对现状的不满和对于昔日辉煌的留恋。

这些身后的纷纷扰扰,那位躺在棺材中的大行皇太后自然是无知无觉的了。即便是给她带来了非凡荣耀的太和门,在她的心中恐怕也只有凄凉的记忆。光绪十五年,就在她大婚前夕,一个数九寒冬的深夜,紫禁城内突然起火,金碧辉煌的太和门付之一炬。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大婚典礼,内务府来不及重修,只好用木钉彩纸,搭起了一座纸糊的太和门。隆裕就此成为了第一个从“纸大门”进宫的大清皇后,她的婚姻注定难以美满,而这场奇怪的大火也被视为清室覆亡的不祥之兆。聊以自慰的是,隆裕的凤舆是从大清门下堂而皇之地抬进来的,这一点比她姑母慈禧要体面得多。岁月倥偬,世事变迁,二十多年后,当她躺在棺材里被抬出紫禁城时,国门依旧巍然矗立,只是其上的题匾早已改为“中华门”了。

 

[责任编辑:何滨柔] 标签:《民国元年》 颜浩 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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