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海洋文化
2010年05月01日 16:06 凤凰网文化 】 【打印共有评论0

地理环境是人类从事社会生产须臾不可脱离的空间和物质—能量前提,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经常的必要条件。同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自然资源的多样性,是人类分工的自然基础,它造成各地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类型。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与地理环境的差别存在着经常的关系。例如,有江河灌溉的暖温带—亚热带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充分的热能和水份,故农业往往很发达;草原—荒漠为流动畜牧提供了广阔场所,成为游牧的温床;滨海地区拥有渔盐之利和交通之便,工商业便应运而生。地理环境经由物质生产方式这一中介,给各民族、各国度文化类型的铸造奠定了物质基石,而不同生产方式的差异,导致文化类型的不同,直接影响着各地域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大河—农业文明的稳定持重,与江河造成两岸居民农耕生活的稳定性有关;草原—游牧文明的粗犷剽悍、惯于掠夺,与来自草原变化多端的气候和“射生饮血”的游牧生活方式有关;海洋商业文明的外向开拓精神,则与大海为海洋民族提供的扬帆异域、纵横驰骋的条件有关(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那么,上苍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提供的是一个怎样的地理空间呢?早在两千年前的战国时代,华夏先民就对自己这片栖息地进行了这样的概括:“东渐于海,西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司马迁的《史记》则这样描述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的领地:“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不论是《禹贡》还是《史记》,都明确地表明了中华一面向海、一面为大陆的基本地理特征。

在中华民族的主要聚居地——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北方是蒙古高原,那里是难以跨跃的千里戈壁,戈壁滩以北,则是茂密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再往北则是北极冰原。因此北路的交通充满了重重的阻碍。西北方,以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为起点,其西是极其广袤而荒凉的茫茫沙漠,在大漠南北,更有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等雪峰横亘。可见,中国通往西方陆路交通是何等的艰险,不是张骞那样大智大勇的人是难以逾越的。尽管古人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开辟出了西域丝绸之路,并一度成为古代亚洲与欧洲之间、东亚与南亚次大陆之间交流的通道,但行路之难,难于上青天,因而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惨痛的。至于西南,则耸立着地球上最高大、险峻的青藏高原。这片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原,平均海拔4000千米以上,全世界14座8000千米以上的高峰,有8座矗立在那里。就陆路来说,北、西北、西南三面都是难以通过的。最后,再看中国的东面,面临的则是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对于古人来说,太平洋的浩瀚无际,波涛汹涌,凶险异常,同样是难以征服的障壁。而且东亚大陆呈比较规则的椭圆形板块状,海洋未能深入陆地腹地,除纵深程度较浅的渤海外,基本上没有内海切割,这就形成了十分辽阔的远离海洋的区域。由于古代社会的生产力低下,航海器具简陋,航海知识、技能有限,故先民的最初航海活动只能选择在海流平缓、海岸曲折、岛礁众多的近岸海区进行,这种航海活动基本上是视野不脱离陆地的航行。尽管中国有渤海、东海、黄海、南海4处离大陆较近的海洋,但连接着中华古代文明发达地区的渤海、东海面积太小,东海对面的日本岛相距中国大陆又十分遥远,且航行条件恶劣。南海在4个海中的面积最大,且资源最为丰富,是中国走向外洋世界的必由之路。但南海濒临的大陆,不是华夏文明高度发达地区,其主要是对中原先进文化的吸收,而不是通过航海活动向南海以外的区域传布。而内海以外的浩瀚的太平洋,水深浪大,在中国人的眼里一直是个不可逾越的畏途,再就是给人们的想象增加了驰骋的空间。中国所处的这样的地理环境,明显缺乏海洋文明赖以产发的的条件,这对中华民族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环境缺憾。

上述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中华文化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从而也造就了中华文明具有内向、稳定型的特征。而生养中华民族的大陆,具有十分广阔的天地——地域广大,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广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繁复多样,物产资源丰富,形成了一种恢弘的地理环境空间,这是世界其它文明发祥地所不能比拟的。加之中国大部分处于北半球的温带—暖温带,非常适合农业生产,这就为古老的中华农业文明得以滋生和发达提供了先决的条件。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黄河流域,由黄土高原和冲击平原组成,在这片七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土地肥沃,自然生态环境良好,非常适合远古人类的生存。华夏先民在这里狩猎、放牧,进而发展农耕业,奠定了文明的根基。与此同时,中华文明的策源地又不仅仅限于黄河流域,而且长江流域、海河流域、淮河流域乃至辽河流域以及西南的崇山峻岭间,也同样是中华文化的摇篮。这些区域的总面积,当在五百万平方公里左右。秦汉以后,先民们继续开疆辟土,进行民族交融,形成了广土众民的大帝国,经过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发展,终于奠定了今日中国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地。命运为中华民族安排了这样一个生存空间,在这种地理条件下,中华民族便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在土地之上,依靠广大的陆地和千万条河流的滋养哺育而生存和发展,并形成了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大河文明。

再看欧洲人所聚居的地中海地区。地中海,处于欧、亚、非大陆之间的陆间海,被称为“上帝遗忘在人间的脚盆”。簇拥地中海的陆地,森林茂密,丘陵遍布,土地贫薄,不适和农作物的生长。但其地陆海交错、港湾纵横,海面大多是波平浪静,确为地中海人航行海上从事商贸活动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由于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隔着直布罗陀海峡,大西洋汹涌的狂涛无法使它掀起大的波澜,因此它不仅潮差不大,而且比较平静温和。地中海上岛屿星罗棋布,岸线曲折,半岛众多,天然良港无数。以东地中海之一的爱琴海为例,它由北方的的色雷斯,东方的小亚细亚,西方的伯罗奔尼撒,南方横条状的克里特岛合围而成。其间陆海交织,海上岛屿星罗棋布,海水较浅且相对平静,海内任何部位距离陆地不过50海里,一旦风起云涌,船只可以随时返回港湾。“地中海是这样一个海,在这里用帆可能一连几天不能行驶,而用橹桨却很容易渡过平静的水域。”(托尔《古代船舶》)地中海人一旦懂得了用橹桨,就可以走进海洋,而在世界其它地方,人们必须耐心等待“帆”的出现。从上述诸方面看,上帝对地中海沿岸民族的确有所“垂青”。在这种地理条件下,地中海人的航海业和海上贸易十分发达,而且形成了一种向外展拓的文化类型。于是,地中海成了人类海洋文明的摇篮之一。

此外,就地理位置而言,由于高山、高原和浩阔太平洋的限制,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与世界其他高度发达的文明之间明显地相互隔绝、彼此独立着。大海茫茫,中国的航海者举目能“望”见的,都是一些文明程度远不如中国的地区。中国的航海者们从事航海活动的结果只是把自己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单向地传输给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如日本、朝鲜等,这种文明交流的不对等,对于中国的航海者乃至中华民族来说,实在是无“利”可图。与中国的航海者不同,地中海的航海者则充当了地中海南北两岸中间商的角色。经过地中海人之手的,是亚、非、欧三种比较发达的文明互相传播与互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地中海的海上贸易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不可缺少的。而这种“功利”,在中国海的周边是无法得到的。中国的航海者在战胜了远比地中海航海者遇到的大得多风浪和代价之后,却不能像腓尼基人、希腊人那样获得丰厚的利益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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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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