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了……村里办起了食堂，家中的米盐柴什么的也全被村里没收了。村里食堂一开张，吃饭时可就好看了，每户人家派两个人去领饭菜，排出长长一队……队长说得没错，有了食堂确实省事，饿了只要排个队就有吃有喝了。那饭菜敞开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天天都有肉吃。最初的几天，队长端着个饭碗嘻嘻笑着挨家串门，问大伙省事了吧？这人民公社好不好？大伙也高兴，都说好，队长就说：“这日子过得比当二流子还舒坦。”

——节选自余华小说《活着》。

没错，在刚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很多地方的人都一下子过上了好日子，但比二流子还舒坦的日子只过了几个月，他们的生活就陷入了困境，“三年自然灾害”来了。

这段故事可以说明什么？破坏私有产权的恶果？计划经济的危害？这些当然也都可以说明。不过我引用这段故事是想说明，储蓄对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

公共食堂的这种体制安排，是一种破坏储蓄机制的安排。村民原来都是自己对自己的生活负责，都有自己的一套储蓄安排。入了公共食堂，反正吃饭免费，不多吃，省下来的也不是自己的。上级管理者出于政治考虑，为了体现共产主义食堂的优越性，也不做储蓄安排。结果，脱离实际的消费带来了短期繁荣的表象，却为未来埋下了致命的困难。

有句话说，一个经济学家提出一种观点，必然有另一个经济学家提出相反的观点。用这句话来形容奥地利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强烈反差，再合适不过。

凯恩斯认为是需求产生供给，奥地利学派则认为是供给产生需求。凯恩斯认为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奥地利学派则认为储蓄促进经济发展……

目前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的天下。媒体上充斥的“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就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话语体系。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推论，一个人消费，就为他人带来了收入，他人再接着消费，又为另外一群人带来收入，于是，形成了一个收入链条。一项消费能让链条上的这么多人受益，消费的重要性，难道不是显而易见么？

凯恩斯派没有看到的是，如果这笔钱不是被用于不那么必要的消费，就会被用于储蓄，并投资到其他更重要的地方，满足他人更重要的需求，这也能让链条上上的很多人获得收入。同时，这样做还能给储蓄者带来回报，扩大储蓄者在未来的消费能力。也就是说，储蓄，才是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的。

当然，这不是说应该反对消费，而是说，人们自然会自行进行必要的消费，不需要特意去刺激。如果刺激消费，那么，短期内是可以带来繁荣的现象，但长期却是损害经济发展的。

简单来说，假定甲乙两人，收入相近，甲不事储蓄，天天把钱花在酒吧、名牌服装，乙却注重储蓄，那么，短期看来，甲的日子过得很红火，乙过得很一般。但时间一长，就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甲的消费在不断萎缩，乙的消费却稳步增长。就像中美两国的消费文化一样。

可为什么大家都欢迎凯恩斯主义的说法？因为刺激消费容易但刺激储蓄却必须靠市场手段进行。只有优越的市场环境才能带来高回报，才能扩大储蓄，但搞市场就要求政府袖手旁观或者说尽量少参与。

曾有一本流行书《穷爸爸，富爸爸》，与其同时间的畅销书还有《谁动了我的奶酪》，虽然都是流行的大众读物，但前者却有非常实在的经济学内容。

《穷爸爸，富爸爸》说，穷爸爸和富爸爸的区别，在于财务观念的不同。作者罗伯特?清崎强调，是储蓄和投资带来富裕。穷爸爸喜欢“劫富”，信任政府官员；富爸爸却认为高税收是一个损害储蓄的机制，他说：“他是政府官员，而我是资本家，我们都得到了报酬，但我们对成功的衡量标准却相反。他的工作是花钱和雇人，他花的钱越多和雇的人越多，他的机构就会越大。在政府中，谁的机构越大,谁就更受尊敬。而在我的组织中，我雇的人越少,花的钱越少,我就越能受到投资者的尊敬。”政府的政策是鼓励花钱，而商人则因为有节余而被认为有效率。

在普遍缺乏经济学思维方式的人群中，政府要按照穷爸爸的思维方式花钱非常容易，并且能得到人群的欢呼。比如建立一个超大的公费医疗体制。这个体制，被认为是穷人的福音，但是，它不但不能有效动员医疗资源，还刺激人们浪费。人们一点小病，都会愿意花费大量的医疗资源，因为反正花的是公家的。这提高了人们的医疗享受吗？短期看，是这样的，但长期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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