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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
2009年12月01日 17:36凤凰网读书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钱钟书

本世纪的中国诗学研究,有两个人的名字无疑是影响深远的。一个是陈寅恪。他开创了一种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古代的一个主流传统,即知人论世、比兴说诗的传统在现代新的复苏。另一个是钱钟书,他也开辟了一种以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学配合以说诗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古代的另一个传统,即修词、评点、谭艺的传统与西方新学的融合。钱钟书对于诗歌中作者、本事、时地的有意忽略,与陈寅恪对于诗歌中史实的特为关注,不仅形成了学术性格上鲜明的对照,而且客观上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学术问题领域;在各自的领域中也渐渐聚集着不同的学术研究成果与研究成员。借托马斯·S·库恩的说法,上述影响,可称之为“学术共同体”。而每一共同体的学术活动都分享着不同的“范式”,即一个学术共同体区别于另一个学术共同体的不可通约的要素。“范式”是知识类型发展与转换的最重要关键⑴。从大的方面着眼,可以说陈寅恪与钱钟书代表着本世纪最重要的两大诗学范式;而两大范式之间的消长、转换关系,应是了解现代中国诗学学术史的一条主线。本文试图揭示这两个“范式”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未曾公开、从未发覆的紧张;通过这一隐含的诗学范式的对立,可以透显中国诗学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同时,对于两大范式各自不同的学术取向及其互补的某种可能性,也可以通过对比而加以凸显,是为引言。

我之所谓“隐含性”,是指作为后来新范式的钱钟书虽然从来没有公开点出陈寅恪的名字,也没有试图发起一场取而代之的话语争论,但是却确实渐渐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反对陈寅恪的研究方式。而且,不仅仅是表现为具体的研究对象的不同观点之争,深层更表现为基本学术规则的不可通约。更有意味的是,从时间跨度上说,隐含的“争论”从四十年代一直可以延续到八十年代,成为钱钟书诗学事业中长时段隐隐心。我们就从钱钟书的成名作《谈艺录》说起。第四节《诗乐离合》附说七“评近人言古诗即史”云:

比见吾国一学人撰文,曰《诗之本质》,以训诂学,参以演化论,断言:古无所谓诗,诗即纪事之史。根据甲骨钟鼎之文,疏证六书,穿穴六籍,用力颇?。然……为学士拘见而已。史必征实,诗可凿空。古代史与诗混,号曰实录,事多虚构;想当然耳,莫须有也。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

这里所批评的具体对象当然不是陈寅恪。但是所谓“古史即诗”这样一种浪漫的讲法,肯定是陈寅恪所坚决反对的。陈寅恪认为文字训诂的手段,是了解先秦古书的正途。而训诂又正是证史的工作,他在《致沈兼士书》中提出:“凡解释一字即是一部文化史”⑵。他在《刘叔雅〈庄子补正〉序》一文中称刘注为“天下之至慎”,讥讽当时人“多任已意”,以治先秦学问,是“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⑶。陈寅恪研究陶渊明诗,研究杜甫诗、元白诗,研究钱谦益与柳如是诗,其中最主要的取向是以诗歌与史事相互证发。如果顺着这个逻辑,陈寅恪要是研治《诗经》,肯定是一种历史癖的研究,像钱钟书所讽刺的那样“食笋连竹”而非“披沙拣金”。陈寅恪批评的是“才人”,而钱钟书批评的是“学士”,可惜,才子的范式与学士的范式,在这里并未真正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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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晓明   编辑: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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