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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
2009年12月01日 17:36凤凰网读书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寅恪关于元稹《莺莺传》的研究,对于后来的影响最大。有关道教、士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这篇作品都有极富创发力的识见。在批评的文字中,除了在学术范式自身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外,尤值得注意的是从另外一种学术范式而来的批评,杨绛写于八十年代初的《事实——故事——真实》一文,围绕着《莺莺传》是否即是元稹自传,不仅明确提出针对于陈寅恪的反对意见,而且系统阐述了文学真实不同于历史事实的理据。她反对陈寅恪的说法可概括为两点:一、元稹与张生并不一样,元稹多情,张生忍情。二、艳诗中的莺莺与传奇中的莺莺大不相同,前者只是众人攀折的桃李花,一任东西南北飞的红槿花,后者则是个端重的才女,大家闺秀。所以,从小说艺术真实自足的理论立场说,张生与元稹的区别又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张生忍情不是作者元稹的主张,而是小说内在要求造成的。作者写这个故事不是宣扬什么“忍情”的封建伦理,而是要写出一段绵绵无尽的哀怨惆怅。二,陈寅恪说《会真记》是元稹的自供状,元稹作此是“直叙其始乱终弃之事迹”,为自己“忍情”辩护,而杨绛认为元稹也可能给是由于多情,所以美化了情人身份,提升了他们的恋爱,来舒泻他郁结难解的怅恨⑻。然而,杨绛并没有拿出元稹与张生不同的有力材料证据,她用来表明元稹多情的诗歌《古决绝词》,陈寅恪同样使用,却用以证明元稹的薄情。杨绛的理据只是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既有关系又相区别的这样一个现代文学理论最基本的预设之一,但是这一预设在多大程度上能解说自传性作品所包含的事实成份,却是未能圆足的。如果这一理论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不能受到丰富多样的文学实践的刺激而丰富发展自己,只在理论与理论之间相互指涉,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常识层面。

杨绛的反对,当然不只代表杨绛一个人,可以看作与钱钟书一致的学术共同体的反对,因而,这一隐含的范式之争渐渐清晰化了。

杨绛在引文中点出了陈寅恪的名字。钱钟书却始终从不提这个名字,无论是煌煌巨册的《管锥篇》,还是精心修订的《谈艺录》。不过,他终于忍不住还是不指名地批评陈寅恪了。这篇演讲,在海外发表十年之后,才在大陆转载披露⑼。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978年,钱钟书参加意大利米兰举行的欧洲汉学家第26次大会。在会上,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身份,宣讲《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使传统的研究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可注意的两点是:

第一点是“对实证主义的造反”,所谓“实证主义”就是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在解放前的中国,清代“朴学”的尚未削减的权威,配合了新从欧美进口的这种实证主义的声势,本地传统和外来风气一见如故,相得益彰,使文学研究和考据几乎成了同义名词,使考据和“科学方法”几乎成为同义名词。

第二点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认真研究理论。在过去,中国的西洋文学研究者都还多少研究一些一般性的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他们或心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态度最“科学”的是埋头在上述实证主义的考据里,他们不觉得有理论的需要。

钱钟书讲的两点,看来都集中反对实证主义。不讲理论的“评点家”“注家”,在他只是一种陪衬,真正的顽敌是貌似最“科学”,却“放弃文学研究职责”的“考据家”,而实证主义考据学派最大的权威即陈寅恪。所以紧接着钱钟书以调侃的语气举了一个例子:

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一个比“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西方研究的话柄更无谓的问题。今天很难设想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

杨玉环入宫前是否处女的问题,正是陈寅恪在西南联讲授过的一个题目,也是《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笺证中详加讨论的问题。其实,正如牟润孙指出,这一问题并非陈寅恪首先提出,而是清人朱彝尊、杭世骏、章学诚都曾讨论过的老问题。它关系到杨玉环是否先嫁过李隆基的儿子李瑁,然后李隆基是否通过巧妙手段,霸占儿媳,这一严重违反中国伦理道德的问题,同时关涉到李唐王室的血统、习俗,以及 唐代社会习俗中华夷之辨的文化问题。即《朱子语类》中说的“唐源流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这一史识⑽。

钱钟书对陈寅恪严肃研究的调侃,不仅仅是文学家与史学家立场不同,须知依钱氏的学识,他肯定知道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他完全懂得这个研究根本不同于济慈、普希金的问题,我们联系到《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篇》→《谈艺录补证》这一系列否定性的说法,我们相信钱钟书这样做有深厚的理据,长期的立场,以及学术批评的合法性,这是在捍卫一个学术范式。重要的是,意大利的讲演最终透露了钱钟书想取而代之的旧权威。于是,这一隐性的诗学范式之争,最终以钱钟书点明他要“造”谁的“反”、而划上句号。当然是非常得体、礼貌的“造反”方式。无怪乎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元白诗笺证稿》的“出版说明”中,也写上了“有时也陷于烦琐,甚而以诗代史”这样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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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晓明   编辑: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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