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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
2009年12月01日 17:36凤凰网读书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八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钱钟书的影响极大。虽然一般人学不了他的渊雅、睿智,但是他所提倡的重理论,重语言与艺术分析的学风,可以说是风靡了十年中国学界。一些优秀作品确实使沉闷守旧的古典文学研究界放出光采。但是,陈寅恪所批评的“浪漫文士” 作风,“呼卢成卢,喝雉成雉”的画鬼术,人天牛鬼的比较法⑾,确也到了可笑的地步。九十年代,久被遗忘的陈寅恪的名字重新被人们不断提及,变得较为成熟稳健的学界开始寻觅接续原先的学统,一个被“造”了“反”的范式“,重新藉助着陈寅恪的名字复苏了它的生命。这里只举一个证明,一项获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资助的研究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国本有文史不分的传统。陈寅恪等前辈学者更把文史结合的研究方法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陈寅恪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在研究元白诗等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这些研究方法就在当时对古典文学界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大家认为只在史学上作出了贡献。前十七年中,由于重观点轻材料的偏向一直在起作用,大家往往满足于就文论文,仅从具体作家的政治倾向或具体作品的内容发议论,不太讲究史料的翔实,有时还将清代的朴学人微言轻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烦琐考证”学风而加以批判,这对文史不分的传统学风起了破坏或阻碍作用。近十年来,学术界力反蹈空之弊,陈寅恪等人的治学方法重新得到确认,文史不分的传统也得到了继承的发扬⑿。

我们将这番话与钱钟书1978年意大利演讲稍加对读,不难发现,河东河西,学风已转。九十年代可以说是对实证主义“造反”之“造反”。实证主义在诗学研究领域的复苏,集中体现为复苏了对于诗歌文学中所体现的历史真实的兴趣。历史真实在这里有两点要义,一是晚期陈寅恪范式,即一个研究对象中时、地、人三要素的密扣。在《柳如是别传》的《第一章 缘起》中说:“寅恪释证钱柳之诗,于时地人三者考之较详”;“此书释证钱柳之作,只限于详考本事”。另一要义是早期陈寅恪范式,即“文学不仅仅是文学”。诗歌文学不应仅仅被看作是艺术、美学与理论的文本,而更应是文化历史的方方面面的辐集:社会风俗、伦理问题、宗教习尚、制度文物、妇女生活、政治军事事件、民族关系等等的文本。当然不是附会与拼接的关系,而是如水乳交融。陈寅恪以诗所证之史,恰是有机文化史。文化史兴趣的浓厚是对空疏单一艺术美学取向的反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欣赏陈寅恪早期与晚期的诗学名著,不能不承认陈的研究方法的确能够使读者真正深入了解诗人的旨意与诗意的深美。真正了解早期陈寅恪的研究方法,使我们对于诗歌究竟与历史真实相干不相干的问题,不会再持一种断然的否定态度。而真正了解陈寅恪晚期的研究成果,也使我们对于历史真实的深究与艺术美感的获得究竟相干不相干的问题,也同样不会持一种肤浅的否定态度了。学术史的发展往往昭示我们人文学与自然科学十分不同的一个特点:一个真正成功的学术范式,往往不会被后起的范式完全取而代之。往往某些更为恒久的学术要素,虽然一时不会被不同的学术共同体成员分享,但将来未必不可以由新的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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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晓明   编辑: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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