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读书 > 专题 > 陈寅恪 > 文章列表 > 正文
陈寅恪与钱穆史学思想之分歧
2009年12月02日 14:03凤凰网读书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观照历史的两种进路与史学教育的思考分歧

陈寅恪在“晋至唐文化史”课程的开讲辞中曾明确提出了对当时研究文化史新旧二派的批评:旧派“失之滞”,“只有死材料而没有解释。读后不能使人了解人民精神生活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而新派“失之诬”,“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222页)。从其对新旧二派的批评来看,他更反感新派。必须说明,陈寅恪素非守旧之人,30年代初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作“审查报告”即强调:“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并认为这是“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84-285页)。但是,对于某些“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的史观派,陈寅恪则极力反对。

我们注意到,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也提出所谓“近世史学”的三派——“传统派”(亦称“记诵派”)、“革新派”(亦称“宣传派”)和“科学派”(亦称“考订派”,实指以傅斯年和史语所为代表的“新考据派”)。他认为“传统派”和“科学派”的问题在于“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同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这与陈寅恪所批评的旧派正相同。而他所说的“革新派”,则“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这实即陈寅恪所说的“新派”,亦即以胡适为代表的“整理国故”运动抑或鲁滨逊新史学派。三派之中,钱穆虽均予以批评、指斥其弊端所在,但相对而言更欣赏“革新派”:“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今国人对于国史稍有观感,皆出数十年中此派史学之赐”。(《国史大纲》,3-4页)所以有论者就此指出,钱穆此后对于“新史学”的理想即“以记诵、考订派之功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陈勇:《钱穆传》,184-187页,人民出版社2001)。但这种调和汉宋的努力只能说是钱穆的一种修辞。在其治史历程中,钱穆虽也强调“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国史大纲》,11页),但实际却更偏向社会科学化史观的树立——近乎陈寅恪所批评的“新派”,侧重运用一些引进的社会科学方法来治史,强调通史教育与史学教育的普及化问题。

钱穆认为,治史当“先务大体”,“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这一强调“从其历史演变上着眼,而寻究其渊源宗旨所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52页)、对历史作全程贯通考察的“通史”思路,本身并不为错,但是看历史若仅有纵向考察而无横切面的细究则显有不足。

就观照历史的进路而言,陈寅恪曾批评过“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缺乏史学之通识”的研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80页),也多次在授课中提醒通史意识的重要性,但若联系他在1932年秋“晋至唐文化史”课程开讲中所指出的,则陈寅恪在如何观照历史的问题上似乎更关注“横切面”:

本课程讲论晋至唐这一历史时期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关系。精神生活包括思想、哲学、宗教、艺术、文学等;物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在讲论中,绝不轻易讲因果关系,而更着重条件。(《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页80)

讲因果关系,是讲“为什么”的问题;而讲“条件”,则关注的是“有什么、是什么”的问题。后者实侧重对历史作横切面的考察,由这一断面切入历史本身的广度、多样性和丰富的可能性,在一个多元立体的历史空间中重建信史脉络;而前者则注重贯通古今式的照察,关注问题某种确定的状态或某种固定的本质。

由于观照历史进路的不同,也导致钱穆与陈寅恪谈及史学教育问题时注重博通与侧意专深的差异——尽管钱穆不乏专深研究,而陈寅恪专深的背后也始终有博通在。不过,后者显然更强调大学研究的精深特质,而前者则更注重历史知识的普及化问题。

1935年9月,陈寅恪在“晋至唐史”一课的开讲中指出,“本课程虽属通史性质,也不能全讲。如果各方面都讲一点,则类似高中讲法,不宜于大学。”以其《晋南北朝史备课笔记》为例,笔记共列12个专题,既有史料考辨专题,也有史实问题的专门考辨,涉及晋至南北朝之政治、民族关系、文化制度、民众生活等多方面,但又均以专题研讨的形式出现。(《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三联书店2002)可见陈寅恪所开设的通史类课程,完全是按照一种培养专业研究人员的思路来展开的。而其“唐史专题研究”课,更采用的是今天各大学研究生教育已较为普遍的Seminar(音译为习明纳, 意译为讨论课)的形式——“此课在开课之初,先讲述材料之种类,问题之性质,及研究方法等数小时,其后再由学生就其兴趣能力之所在,选定题目分别指导,令其自动研究。学期或学年终了时,缴呈论文一篇,即作为此课成绩,不另行考试。”(《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50页)

另外,在谈到“从中可得到最低限度的常识”类的必读书时,陈寅恪认为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最好,但又指出,“其书出版已三十年,不必再加批评”。记录这番话的蒋天枢先生在此处有一按语:先生意谓此书已过时(《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94页)。

与陈寅恪相对照,钱穆晚年回忆30年代教授通史一课编写讲义时则写道:“必求一本全部史实,彼此相关,上下相顾,……制度经济,文治武功,莫不择取历代之精要,阐其演变之相承……上自太古,下及清末,兼罗并包,成一大体”(《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172页)。这种追求“通”和“全”的概要式教学,在当时也属较为普遍。如雷海宗在1936年10月发表的《对于大学历史课程的一点意见》一文中就强调:“历史系本科的目的是要给学生基本的知识,叫他们明了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叫他们将来到中学教书时能教得出来,叫他们将来要入研究院或独自作高深的研究时,能预先对史学园地的路线大略清楚,不致只认识一两条偏僻的小径。”(转引自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83-84页)

对于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钱穆表现出与陈寅恪极为相反的态度。他于1913年任教无锡四小时即读到夏书,“读之甚勤”,自感“得益甚大”。及至30年代任教北京时,“每常举夏氏书为言。抗战时,受重庆国立编译馆之托审订是书以图重印,后因钱校正繁多而未果,以致钱穆后悔不迭——“素重此书”却因自己之故而导致此书不能广为流传(《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89-90页)。

两相对照,陈寅恪的课程明显偏向专深研讨,抑或可称研究型;钱穆的教学更重视普及教育而要称教学型了。当然,有关大学教育到底是该侧重“宽口径”还是讲求“高深学问”至今仍有争论,所以本文也并不认为二者学识高下有别,而只是想指出他们对此问题的不同思考。

<< 上一页123下一页 >>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共有评论0条  点击查看
 
用户名 密码 注册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
     
作者: 项念东   编辑: 张哲

编辑荐书

吴敬琏传

书中,吴敬琏缓缓叙述,吴晓波奋笔记述,历史如跛足的行者,不动声色地走近又走远,一段波澜壮阔的人生在回忆者与记录者之间如画卷展开…[连载]

凤凰资讯
热点图片1热点图片2
最热万象VIP
[免费视频社区] 锵锵三人行 鲁豫有约 军情观察室 更多
 
 
·曾轶可绵羊音 ·阅兵村黑里美
·风云2加长预告 ·天亮了说晚安
·入狱贪官菜谱 ·刺陵精彩预告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