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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学术独立的中国典范——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
2009年12月02日 15:09凤凰网读书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生涯获谤余无事,老去耽吟傥见怜。胸有万言艰一字,摩挲泪眼送青天。”

——陈三立于日军占领北平后绝食五日辞世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由于一本传记《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中国大陆一纸风行,中国社会对於已去世多年的著名史家陈寅恪的学术和人品产生了极大兴趣。过去,陈寅恪虽然是一位蜚声中外学界的大学者,但其声名从未越出过学院的门墙之外。然而随着该书以及其他有关陈寅恪的文集和相关文献出版,他的声名越出学院围墙,广为传播。虽然北京当局的报刊所刊此类文章并不算多,但在知识界内部,学人交相传阅,极口称颂,出现了一种“举国争说陈寅恪”的热烈景象。

陈寅恪本人的魅力源自何方?“陈寅恪现象”的原因和意义究竟何在?它对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什么影响?陈寅恪本人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关系如何?这些都是笔者甚感兴趣并试图回答的关键问题。

陈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义宁,出身世家。所谓“陈氏一门”,是指从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到陈寅恪这三代人。陈寅恪的挚友、著名学者吴宓曾评价说:“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他与被称做“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郭嵩焘及黄遵宪等人相友善,他们突破陈腐的夷夏观念,积极参与戊戌变法,学习西方文明。西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参与维新的四君子在菜市口殉难,其中刘光第、杨锐为陈宝箴所举荐,陈氏父子因此以“滥保匪人”罪而被革职还家,“永不叙用”。事后西太后意犹未足,又以密旨将陈宝箴赐死。人们现在已经知晓,在19世纪末那场震动人心的中国流产变革中,除了有为改革而流血的谭嗣同等人外,还有在南昌幽暗的婧庐中被迫自尽的陈宝箴。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与谭嗣同等人被并称为清末“四大公子”。他嗜读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书籍,与梁启超等人经常在一起“讲学论文;慨然思维新变法,以改革天下。未尝一日居官也”。

陈寅恪本人早年赴日本留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归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宣统二年(1910)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留学。1914年归国,一度任蔡锷秘书,参加讨袁之役。1918年赴美国,入哈佛大学,从朗曼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习东方古文字。1925年归国,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改制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9年被英国牛津大学聘为导师,其后又先后在西南联大、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执教。陈寅恪有精深的学养,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原创性和深刻性成双峰并峙,罕有匹敌。被人誉为“全中国学问最大的人”、“教授的教授”。如吴宓所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陈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除了其渊博学识及其创造性成就外,更重要的在于,陈寅恪代表了中国近代的、兼容中西的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它是中国文化面对现代世界的挑战而诞生的一种新人文道统。

“陈寅恪现象”所彰显的文化意义在于:他对中西文化所持立场——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是一种对中西文化皆有深厚学养的“文化保守主义”。此外,陈寅恪属於借鉴西方文化的“历验世务”派。这派以郭嵩涛以及陈的前辈陈宝箴、陈三立为代表,有实际经世致用的历练。他们在借鉴外来事物时,也尊重自身历史中自然生长发展出来的东西(另一派则是“附会”派,即空想派,康有为是典型。主张全盘设计,推倒重来,具有乌托邦色彩)。陈寅恪在上述两方面的主张,与自由主义在精神上都是息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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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寅恪   编辑: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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