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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的“阜昌”诗
2009年12月02日 17:18凤凰网读书频道 】 【打印共有评论0

汪精卫南京遇刺照片

抗战中,陈寅恪流亡西南

蒋天枢先生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本)第134页述陈寅恪先生1944年在燕京大学,有“阜昌”诗,但未录。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附唐篔诗存》(清华大学出版社)第36页有这首“阜昌”诗:“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题下注:“甲申冬作时卧成都存仁医院。”诗后有“编者注”:“此诗吴宓甲申年录稿,第五句作‘千秋读史心难论’,第七、八句作‘事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有传疑’”。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和《诗集》分别出版于1997年和1993年,如果不看出版于1997年的《吴宓日记》,一般读者很难知道陈寅恪先生这首诗的所指。《吴宓日记》第九册第379页记述了1944年12月17日他到成都存仁医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疗的陈寅恪先生,“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 公权”系指萧公权,陈寅恪和吴宓的诗友。《吴宓日记》在记录此诗时,在诗行间有注,“阜昌”后注:“刘豫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未肯遗”后注:“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曹王刘豫诗。按豫曾为进士。”有了吴宓日记的出版,我们才能明白知道,陈寅恪先生的“阜昌”诗是挽汪精卫的。从“阜昌”诗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把汪精卫和刘豫是相提并论的。陈寅恪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立场是坚定的。“七、七”事变之后,陈寅恪先生的父亲散原老人在重病中惨死,陈先生和全家仓惶南逃。同样曾经留学日本,他和周作人、钱稻孙在民族战争面前的态度截然不同。因为要往英国医治病目,陈寅恪先生曾经留滞于香港,在这期间,日本人曾经以重金和优越的研究条件相诱惑,要陈寅恪先生出面办“东亚文化学院”,当然遭到拒绝。《吴宓日记》1944年12月15日还有这样的记载:“聆寅恪述前年在港居一千门万户、曲折回环,而多复室密隧之巨宅(电影《白云仙乡》所取景),日军及台湾兵来避扰,幸获脱免事。及拒绝汉奸诱入东亚文化之团体,并名人某某辈,实已甘心作贼,且奔竞求职情形。”“甘心作贼”四字,还可以参见陈寅恪先生1947年阅读汉奸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厂摭忆》之后所题诗:“世乱佳人还作贼”。两位先生的民族意思都是明确而强烈的。

作为一个精神和情感世界丰富而又深邃的诗人,陈寅恪先生对汪精卫的态度又不是简单的谴责,这里面还有惋惜之情,怜才之意。陈寅恪和吴宓先生在政治上都不是革命派,即使对辛亥革命,他们也并没有热情赞颂过,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曾经明白地表示过他对清王朝的怀念,在这一点上,陈寅恪、王国维、吴宓有同戚焉。在1944年的时候,陈寅恪先生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已经不是封建与共和的选择,而是亡国灭种的危急。汪精卫的哥哥汪兆镛骂了汪精卫一辈子。他以为汪精卫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汪兆镛先汪兆铭而死,被当时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大员十分赞颂。在这一点上,倒是陈寅恪先生的幽微心绪更具史家情怀。“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对一个人的评价,盖棺尚不一定有定论。自己的民族气节是一回事,对历史的认识又是一回事。认识历史有时候甚至比舍生取义更难。从《吴宓日记》中间的多处记叙可以看到;陈寅恪和他对抗日战争的前途并不乐观。早在“七、七”事变之后不久,陈寅恪就曾经对吴宓讲:“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系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吴宓日记》第六册第168页)可以说陈寅恪先生是“悲观派”,但他绝不是“投降派”。以后的战事发展,连华南也丧于敌手。但是,中国毕竟没有投降,坚持到最后,投降的还是日本。从陈寅恪先生的诗,从吴宓的日记,我们正可以发现一代文宗的崎岖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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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廷华   编辑: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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