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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研究因缘记:《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本书成自述
2009年12月08日 20:13凤凰网读书综合 】 【打印共有评论0

以陈寅恪解陈寅恪

我很理解新论说家的苦心孤诣,他们是为了要驳斥我的谬说而不得不然。但其实这是由于胡乔木及其写手们有意栽赃而引出的。我从来便认定陈寅恪的终极关怀是文化而不是政治;不过我同时也指出,他出身于近代变法的世家,对政治既敏感也关心。因此在他的思想中政治与文化是互相关涉的。由于中共官方的刻意歪曲,大陆学人中颇多相信我的《晚年诗文释证》一书只是为了证明陈寅恪“认同于国民党政权”。他们也相信我曾提出“陈寅恪最初准备追随国民党去台湾”之说。事实上这两点恰好都是适得其反。大陆学人对于本书大概耳闻者多,目见者寡。他们能读到的也是“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的“附录”,已先经过了一道“批判”程序。而且“冯衣北”与我“商榷”时,其口吻简直是在同一个国民党的宣传人员作“阶级斗争”。其意显然是为了要给我扣上一顶“帽子”,以达到“斗垮”、“斗臭”的目的。

今天新论说家文明多了,但仍然一口咬定我用“政治”污染了陈寅恪的“文化”。所以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专以“文化”来消灭我的“政治”。他们甚至不惜弃车保帅,推出“冯衣北”与我同斩,说双方“都无法抹掉‘弦箭文章’的色彩。”(见《最后二十年》,第501页) 我已考出陈寅恪用“弦箭文章”之典出于汪中“吊马守真文”,意指代“府主”作文章,说的是“府主”腹中之语。“冯衣北”的“府主”是胡乔木已有明证,不成问题。那么我的“府主”又是谁呢?图穷匕首见,新论说家原来是在暗中为我补行加冕礼。这样看来,他们的“文化”也并不那么“纯”,它消灭了我的“政治”,却又以走私的方式挟带进自己的“政治”。这与以国土认同掩护政权认同的手段不但异曲同工,而且殊途同归。总之,新论说的“文化”并未飘逸出尘,它的立足点恰恰是今天在大陆上流行的“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

我这本书大概短期内还不可能在中国大陆流传。“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它所受到的种种曲解和诬毁则仍在扩散之中。但这一层全不在我的心上。我以偶然的机缘,竟能在先后四十年间为陈寅恪的晚年诗文“代下注脚,发皇心曲”,而今天终于亲见“陈寅恪热”的出现,这是我在1958年写“论再生缘书后”时所根本不敢想像的。我在精神上所得到的满足已足够补偿我所化费的时间与精力而有余。

更重要的是,通过陈寅恪,我进入了古人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获得了较亲切的认识。这使我真正理解到,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这和陈寅恪所说,藉史料的“残余片断以窥测其全部结构”(《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虽不尽同而实相通。如果我当初从他的劫余诗文中所窥见的暗码系统和晚年心境,居然与历史真相大体吻合,那么上面所提示的方法论至少已显示了它的有效性。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陈寅恪是运用这一方法论最为圆熟的一位先行者。我曾一再说过,我尽量试着师法他的取径,他怎样解读古人的作品,我便怎样解读他的作品。从这一点说,这本书不能算是我的著作,不过是陈寅恪假我之手解读他自己的晚年诗文而已。

但我不否认我对此书有一种情感上的偏向。因为他已不是外在于我的一个客观存在,而是我的生命中一个有机部分。它不但涉及历史的陈迹,而且也涉及现实的人生;不但是知识的寻求,而且更是价值的抉择。此书不是我的著作,然而已变成我的自传之一章。因此在告别陈寅恪研究之际,特写这一篇“自述”,叙成书因缘,作为我个人生命史的一种纪念。 (1997年10月12日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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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余英时   编辑: 张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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