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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储安平与父亲的合影

2013年11月15日 10:45
来源:书摘 作者:章诒和

 (本文摘自章诒和著《往事并不如烟》)
 
  说我和她没干系,
 
  原不过像两片落叶,
 
  今天偶尔吹在一起,
 
  谁保得明朝不要分离;
 
  犯着去打听人家的细底?
 
  但你说奇不,她到东或西,
 
  像太阳的昏暗月亮的缺,
 
  总是那般的使我,
 
  比自己的事更关切,更留意。
 
  说,这是自己的愿,不是勉强,
 
  帮她的忙,为她提只箱;
 
  或者问一问天会不会下雨,
 
  路上有没有风浪。
 
  但要是她真的说出了这话:
 
  “谢谢你,用不着先生——
 
  这样关切,这样忙,”
 
  怕我又会像挨近了绝崖般,
 
  一万分的失神,一万分的慌张。——
 
  储安平诗·《自语》
 
  储安平
 
  在我所结识的父辈长者当中,最感生疏的人,是储安平[1]。而我之所以要写他,则是出于父亲(章伯钧)说的一段话:“人生在世,一要问得过良心,二要对得住朋友。(19)57年的反右,让我对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对不住的一个,就是老储(安平)。”
 
  父亲最对不住的,确要算储安平了。原因很简单——把他请到《光明日报》总编室,连板凳都来不及坐热,就顶着一个大大的右派帽子,独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虽然“党天下”这句经典右派话语,是储安平自己说的,但祸根不在于自身。事情还须从头说起……
 
  1949年的春季,新政协召开在即。民盟总部(即民盟中央的前身)的人特别忙碌,也特别积极,几乎天天在父亲下榻的北京饭店113室开会。
 
  4月9日下午3时,在这里举行民盟总部第6次会议。出席者有沈钧儒、黄炎培、潘光旦、张东荪、曾昭抡、楚图南、千家驹、周鲸文、吴晗等,共29人。会议主席是父亲,会议内容之一是沈钧儒提议:中共指定《中国时报》交由民盟接管,究竟本盟应否接管,请予公决。经讨论,形成并通过了民盟决定筹办报纸、成立盟报筹备委员会等三项决议。要知道,民盟素有办报办刊的志向和传统[2]。早在(19)41年3月,民盟在重庆成立的时候,它的机关报《光明报》于9月即在香港出版,是由民盟委托梁漱溟一手操持的。
 
  4月16日下午,民盟总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的第7次会议上,暂时负责《中国时报》报馆接收工作的胡愈之,做出书面报告说:《中国时报》不甚合用,请改为接收伪《世界日报》。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办报的事情有了进展。5月1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了民盟总部第11次会议。这次会议就中共中央统战部函请民盟接收伪《世界日报》的事宜,做出公决。在沈钧儒的主持下,经22人讨论后,通过决议如下:(一)由章伯钧、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严信民、谢公望、孙承佩等7人组织盟报筹办委员会;(二)盟报名称定为《光明日报》;(三)于5月16日接收报馆,6月16日出版新报;(四)开办费请政府拨款;(五)办报的政策与方针,另会讨论。
 
  6月6日下午2时,在北京饭店113室举行民盟总部第14次会议。会上,由父亲、胡愈之、萨空了、林仲易拟就的《光明日报》组织大纲,经修正获得通过;推章伯钧、刘王立明、胡愈之、林仲易、萨空了5人,为社务委员会委员;父亲兼该委员会主席。
 
  父亲说:“民主党派的机关报,除了时事新闻报道,报纸主要是承担着以言论政的职责。”为此,他和萨空了等人建议成立一个《光明日报》言论指导委员会,并提议就这个委员会如何组织进行公决。这个提议也很快形成决议,并公推父亲、沈志远、黄药眠、周鲸文、楚图南、胡愈之等9人担任言论指导委员会的委员。父亲为第一召集人。
 
  十天后,即1949年6月16日上午,中国民主同盟在北平创办的机关报《光明日报》,出版了它的第一张报纸。社长章伯钧,总编辑胡愈之,秘书长萨空了,总经理林仲易。
 
  自由——这个概念的内涵对知识分子来说,其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宝贵的。它们几乎与人身自由有着同等的分量,被一些人视之为生命。所以,当父亲得知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政治派别的民盟能拥有一份报纸,且又由自己负责筹建的时候,其心情活像一个男人在筹办婚礼大典:激动、欣幸、亢奋,还有满脑子的盘算和设想。
 
  单是“光明日报”四字报头的题写,就让父亲大费心思。他甚至叫母亲也来试写。母亲的字极好,连周恩来都知道。那时我们全家从香港抵京,暂住在北京饭店二层的一个套间。我记得母亲从晚饭后,就开始练写“光明日报”四字,父亲一直伺候左右,还让母亲拿出从香港带回的上等纸。每写一张,他就夸一句,可还是请母亲继续写,并说:“可能下一张会更好。”
 
  我先守着桌子看,后坐在沙发上看,再后躺在床上看,再后便睡着了。这其间,好像刘王立明还来访,被父亲三言两语打发走了。等我一觉醒来,发现母亲还在那里书写,父亲仍在那里伺候。写着“光明日报”四个颜体正楷大字的16开纸张,铺满写字台、窗台、茶几、沙发、地板。我想去卫生间小手,竟连条路也没有了。
 
  我不知道“光明日报”这四个字,父亲最终是用沈老(钧儒)写的,还是为母亲所书。但我知道反右刚结束,《光明日报》立即换了报头。
 
  父亲常去报社开会。胡愈之、林仲易以及任《光明日报》印刷厂厂长费振东(费孝通之长兄)也都常来我家汇报工作。一天上午,父亲要到座落在西单石驸马大街的《光明日报》社去谈工作。
 
  我对父亲说:“我也要跟你一道去,行吗?”
 
  父亲同意了,并高兴地说:“到了报社,你一个人先玩。等我开完会,带你去印刷厂参观,看看一张报纸是怎样印出来的。”
 
  报社的会开得特别长,等父亲拉着我的手去印刷厂,已是近正午时分。我的肚子早就饿了,父亲请一位专门剪报的女工作人员到食堂,买了个白面大馒头给我。那馒头香极了,我边吃边走,随着父亲到了车间。父亲请操作工人给我介绍印刷的过程,他自己则站在一边仔细翻阅着当天的《光明日报》,好像并不觉得饿。
 
  家里的报纸有好多种。每当洪秘书把它们送进客厅,父亲打开的第一份,必为“光明”。
 
  (19)51年冬,民盟召开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日程非常紧。父亲一定要大家参观《光明日报》,结果安排在会议结束前一天的晚上。代表们白天游览了颐和园,晚上仍被大汽车拉到报社,一个个疲惫不堪。唯有父亲西装领带,精神抖擞。在印刷车间,他还主动担任讲解。母亲说:“你爸爸为了自己的‘光明’,不顾他人死活。”
 
  后来,有件事大大消损了父亲办报的热情。一日清晨,父亲还没来得及起床,就接到上边的电话,说当日刚出版的《光明日报》有了大问题,要全部追回,首先要追回送往大使馆的。父亲眉头紧锁,一声不吭,也没有去交通部(父亲时任交通部部长)上班,一连几天的心情都很坏。我很想知道报纸出了什么事,可一瞅父亲那张阴沉的脸,便不敢开口了。
 
  过了小半个月,《光明日报》的一个干部来我家做客,我趁机偷偷地问:“前些日子,你们《光明日报》出了什么大问题?”
 
  那人言:排版上出了政治性错误。有个重要新闻,是针对某个事件发表的两个严正声明——一个来自中共中央;一个为各民主党派中央的联合表态,它们均为新华社的通稿。《光明日报》把民主党派的那个声明放在了头一,把中共的声明放在了头二。这就出了大乱子,上边命令追回报纸,全部销毁,立即重新排印;并指示“光明”必须要像《人民日报》那样,将中共列在前,民主党派摆在后。
 
  我搞不懂,为什么民主党派的报纸,非要和中共的报纸打扮得一模一样。我拿了这个问题又去问父亲。
 
  父亲只是淡淡地说句:“大人的事,不要管。”却很惊异于我的提问。
 
  此后,这份报纸的面孔越发地死板、难看。父亲去《光明日报》的次数越来越少。我却始终惦念着再去报社玩,还惦记着报社食堂的大白馒头。于是,忍不住问:“爸爸,什么时候去《光明日报》办公,再带上我吧?”
 
  父亲答:“报社的大小事务,一般是胡愈之在管。”
 
  慢慢地我才懂得:《光明日报》虽是民盟中央机关报,但它并非属于民盟,是由中共直接插手的,属于意识形态。
[责任编辑:严彬] 标签:储安平 父亲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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