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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主义是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

2013年11月27日 15:07
来源:上海文学报 作者:孙皓晖

  自2001年《大秦帝国》第一部问世,到2008年4月全套11卷出齐,至今已经10年。十年来,包括网络批评在内,许多媒体都曾经发布过批评文章,包括近来集中出现的一些激情批评文章。所有这些批评意见,都表明了一种趋势:当下社会对中国文明史基本问题的关注与审视,正在继续深化,实在是一件好事。这种深化的可能性之一,是走向理性地思考与评判,并由此渐渐建立我们这个民族接近于真理性的文明价值评判体系。 

  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在哪里?

  我的创作理念与批评群之间的岔道,是文明价值标尺的不同。

  自1840年以来,理清中国文明史的艰苦努力,已经历经了160余年。可是,立足高端文明视野的我们,依然对中国文明史的根基所在莫衷一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在哪里,中国文明流变的关键转折在哪里,中国文明的基本优势在哪里,中国文明的内在缺失在哪里;凡此等等基本问题,我们面对世界民族之林,都呈现出文明话语权的缺失。所以如此,根本点就是我们没有社会共识性的文明价值评判标尺。我们对几乎每一个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有着种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我们没有共同认可的文明发展的历史坐标,我们没有共同认可的统一文明奠基时代,我们没有共同认可的文明发展历史阶段;我们只有无穷无尽的问题人物,我们只有无穷无尽的问题事件。在全世界创造了各自文明形态的所有民族中,只有我们这个东方族群,对自己的文明根基保持着如此混乱的争执状态。这种状态,不是健康的多元争鸣,而是文明价值观在基本方面的分裂失衡。

  没有共同认可的文明价值标尺,任何民族都无法理清自己的文明历史。

  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所在,就是确立共同的文明价值评判体系。

  我在创作中所坚持的,是历史主义的文明价值标尺。

  什么是历史主义?就是以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为根基,以历史发展的实践性为尺度,去审视中国文明历史的遗产,去分辨其中的良莠,去确立值得当代的我们继承发扬的东西。这一文明价值评判体系,其具体的展开方式是:依据特定时代的主流性社会需求,依据当时的社会实践结果,依据历史元素在后续发展中所呈现的文明辐射力,去综合衡量该时代所有构成元素(事件、人物、思想等)的文明价值,并确立它们的历史地位。

  据此,一宗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一种历史思想,融入了当时的社会潮流,推动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给当时的国家与人民带来了利益,且在后世具有持续激发民族生命状态的历史辐射力;这样的历史元素,就具有正面的文明价值,就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融入当时社会的程度愈深,对当时社会的推动作用愈大,其历史辐射力愈强,其文明史的地位就愈高。

  反之,一宗历史事件,一个历史人物,一种历史思想,隔膜或脱离于当时的社会潮流,没有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甚或直接间接地带来了社会破坏,带来了历史倒退,给当时的国家与人民带来了程度不同的利益流失;这样的历史元素,就不具有正面的文明价值,不具有正面的历史意义。它们所留下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教训的那种东西

  这一文明价值评判体系,是基于历史实践原则而确立的。

  什么是历史实践原则?就是依据已经被历史发展证明了的社会实践结果,去检验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去评判他们的文明价值,去确立他们的历史地位。这里,某种史书的既定评判,某种泛化古今的绝对道德理念,某种舶来的绝对目标理念,都不足以成为我们的文明价值标尺。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思想做出价值评判,我们的标尺只有一个——历史实践的检验结果。任何一个当代人,只要他对历史元素在进行价值评判,无论他引用了多少名家的结论,都不足以抹去历史实践的检验结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这一命题,当代中国曾经进行过一场最为广泛的大讨论。这一讨论,曾经帮助我们廓清了许多莫名烟雾,帮助我们中止了许多无端争论,使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投身到变革与建设的新洪流中去。应当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独是适用于当下社会的价值标尺,同样也是适用于历史评判的文明价值标尺。以历史实践原则为根基,形成我们民族的文明价值评判体系,是妥当而坚实的。如果脱离了历史实践,或者忽视了历史实践,对历史元素的文明价值评判,必然陷进空泛的概念化的泥沼。

  历史主义的价值评判体系,有它的认识论根基。

  这一认识论是:承认人类文明的生命根基是社会实践;承认人类的精神活动所产生的思想成果,并不具有绝对真理的意义;承认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是阶段性的,而不是囫囵化的,不存在具有永恒意义的文明价值标尺;承认国家活动的正义选择,在每个时代都是相对性的,不存在永远具有正义性的绝对价值标准。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两个支柱:承认文明发展的阶段性,承认历史发展的实践性。承认文明发展的阶段性,我们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才能发掘民族文明在不同时期的合理内涵,历史活动的创造性才会展现出复杂宏阔的总体前进性;承认历史发展的实践性,我们才能超越个体意识的评判,最大限度地接近特定历史活动的普遍本质,从最为广阔的视角去审视文明历史遗产的真实价值。

  文明价值评判,是历史研究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终端体现。这种研究与评判,如果不承认文明发展的阶段性,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实践性,其研究成果,其评判结论,则必将对现实社会失去任何启迪意义,只能堕入一种空泛的绝对化的学术呓语。因为,面对绝对学术化的绝对精神标尺,任何时代的任何人群,包括我们自己,都将无所适从,都将无法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式。

  以绝对精神为标尺历史发展将陷入不可知困境

  历史主义标尺的对立面,是绝对精神的价值标尺。

  这种绝对精神的价值标尺,就当下社会而论,通常的形式是两种:一种是绝对人道理念,一种是绝对目标理念。前者,主要表现为以人道主义为永恒不变的绝对标准,去评判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后者,主要表现为以民主制度为永恒至上的绝对目标,去评判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明。他们好像上帝的代言人,总是教导我们用超越历史阶段的天国标尺,去评判历史,去对待当下。

  历史上,曾经涌现过许多自以为永恒的绝对精神标尺。

  譬如王道理念,譬如道德理念,譬如仁政理念,譬如人道主义,譬如人权主义,譬如民主至上等等。就这些理念产生的根源而言,就这些理念的合理内涵而言,它们本身都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这是无疑的。如果将这些理念作为一种高远的目标,从而使人类在历史活动中能够自觉关照自己的缺失,这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当这些理念被绝对化,被当做超越时空的绝对精神,被当做超越历史阶段并脱离历史实践的绝对价值观念,并以其作为实际标准,作为唯一尺度,去衡量具有无比丰富性的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时,它们本身立地显得非常苍白。从本质上说,这是将某种绝对精神作为唯一标准,去检验历史的真理,去评判社会的实践。其结果,必然使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使人类历史的实践性,使文明价值的相对性,使真理的相对性,尽皆荡然无存。

  绝对精神的泡沫在恣意飞扬,泡沫下面却是一片废墟。

  譬如,历史上的基本现象之一:某个时代某个国家的政府,为了抗击外敌侵略,领导人民奋起反击,民族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一个国家要发展国防,要修建大型国防工程,国家耗费了很大的财力,工程也死伤了很多民众。对于此类基本的历史元素,作为对其文明价值的评判,绝对人道理念者们会作出严厉地指斥:这是不人道的,是人民的累累白骨成就了元首与将军的勋章,是无数的生命牺牲撑起了这些宏大工程;这样的元首是残暴的,这样的统帅是屠杀者!如果这样的元首或统帅恰恰死于非常之祸,则绝对人道理念者一定会写下激情宣判——他们该死,他们的死没有价值!在如此指斥之下,绝对人道者们甚至会为历史凭空添彩——编一个故事,让一个服徭役丈夫的女人哭倒长城,以显示绝对人道者的指斥是有根据的。故事流传久了,似乎就变成了真正的历史。

  可是,要放弃抵抗呢,要放弃战备呢,要灭亡了国家,灭亡了民族呢?果真如此,这些绝对人道者们会有更加强力的说辞,去斥责那些元首与统帅,去斥责当时的政府,去彰显自己的正义。至于人类在国家时代选择行动方式的价值评估的相对性,至于国家正义的阶段性,绝对人道者们是从来不予考虑的。填充他们头脑的,只有他们的绝对精神;为了证明这种绝对标尺的正确性,他们大可以施展春秋笔法删削史书,小可以玩弄几个民间故事作为培养基,使这些故事成长为历史。至少,春秋战国秦帝国以来的近三千年,这种颇见滑稽的手法太多了。孟子为了证明“以至仁伐至不仁”的轻松性,为了掩盖历史革命的残酷性,大胆地删去了武王伐纣中的“血流漂杵”的记载,昂昂然宣布:“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能血流漂杵!”

  这就是他们的大脑,只有鞋子的标尺,从来没有长在自己身上的脚。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许许多多的爱国主义者,许许多多的抗御外侮英雄,都被这种空泛的绝对理念否定了。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是偏狭的,历史上的反侵略战争是没有意义的。屈原不再是爱国主义者了,岳飞也不再是民族英雄了。凡此等等,皆见空泛理念的泡沫灾难。以如此绝对精神为标尺,当今国家的变革图强,会在转瞬之间变得毫无意义;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在内的任何一代人的发奋努力,也都会在转瞬之间变得毫无意义。

  这,不是一种灰色的、幻灭的价值标尺吗?

  但是,它却以高扬的泡沫,肆意吹撒度量着我们伟大的文明史。

  在这种虚幻的泡沫价值观下,除了泡沫吹撒者们所尊奉的绝对精神,除了历史上的泡沫吹撒者同人,所有的人类文明成果,所有人类历史实践,都是没有价值的。历史实践算什么,只要某一时代死过许多人,流过许多血,你这个时代就没有价值。泡沫吹撒者们的绝对精神逻辑,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客观地说,没有任何人赞成无端流血,赞成无端牺牲。我们要强调的是:当民族存亡、国家危难之际,或社会发展的急难时刻,需要一个族群付出一定牺牲时,这种牺牲就是壮烈而有价值的,就是有延续文明生存的巨大历史意义的;无论是作为组织者的领袖,还是战场与工程牺牲的人民,都是有价值的,有历史地位的;以同情人民牺牲为绝对标尺,指斥当时的领袖与当时的英雄,这是一种很荒诞的绝对精神标尺,也是一种玷污当时人民选择正义性的不正当评价;其对人民的同情,最终也只能陷于空泛的自我道德表白。

  假如,美国社会因为人民流血而否定了独立战争,否定了华盛顿,那一定是非常滑稽的一桩世界文明丑闻。可是,此类现象发生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我们竟丝毫不觉其丑。何谓“常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宁非如此哉!

  任何文明,都是历史在阶段发展中积累起来的文明。没有永恒的绝对价值,没有永恒的历史标尺。对于我们的文明历史遗产,要做出具有相对真理性的评判,就要以历史主义为坚实根基,以文明发展的阶段性为相对标尺,以历史实践的相对真理性为依据,去评判历史元素的历史价值。只有这样,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价值评判体系,才能在深重漫长的历史烟雾中真正地建立起来。也只有这样,我们对自己的文明历史,才能真正说得清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淹没于某种绝对精神的烟雾里不能自拔,那是一种魔障,那是一种梦魇。这种绝对精神,为我们树立起了绝对价值的标尺,然后以消解历史实践真理性的方式,消解我们的实践探索勇气;以否定最伟大文明遗产的方式,否定任何时代的创造力;以漠视丰功伟绩而崇尚一切生命的方式,弱化我们民族为正义生存而敢于付出牺牲的强势生存精神。凡此等等弥漫开来,以至年深月久,最终,我们将在绝对精神的漫天泡沫中,浸渍出彬彬有礼而华彩四溢的软骨症;面对世界竞争,我们只有团团作揖了。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反对文明价值评判中的绝对精神。

  我们民族的实践精神犹存,我们必将破除这一梦魇魔障。

    对《大秦帝国》的创作理念,无论是褒扬,还是批评,其本身都必然会直接地深入到中国文明史的价值评判讨论之中。思想,总是在相互碰撞中一步步接近真理性的。自1840年以来,对中国古典文明的新价值评判思潮,已经以种种形式弥漫了160余年。这风雷激荡的160余年,我们打破了不知多少藩篱,却仍然没有获得普遍性的文明价值共识。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认真,我们必然会继续接近真理的境界。

  历史的烟雾,不会永远地遮蔽一个智慧勇敢的民族。

   (节选自《孙皓晖就<大秦帝国>创作理念答十年批评》)

[责任编辑:杨锟] 标签:文明史 大秦帝国 历史主义 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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