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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皓晖 :《大秦帝国》对话当代文明

2013年11月27日 16:47
来源:四月网 作者:孙皓晖

  当下中国的文明大转折

  《大秦帝国》从2001年开始陆续出版,到2008年出完。此后,我把对文明积累性的思考写成了《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这一套书专门揭示中国前3000年文明史,因为我认为前3000年是中国文明的根基。

  我之所以要用将近20年的光阴走入历史海洋的深处,其中最大的一个动因就是觉得我们当代正处在一个文明转折时期,就是我们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只有在改革开放30年以后才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向新文明转折的真正可能。也就是说当下社会,我们正要从一个残破的农村文明和畸形的城市文明相混合的这种文明形态,发展到以工业和科学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时代的新文明时期。

  现在中国很多现实问题,我们用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已经说不清楚了,因为很多我们所熟知的属于“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元素都消失了。既然如此,我们不妨把“主义”的谱系放下,从文明发展的意义上来审视中国。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当下就面临着一个向新的文明转折的历史时代。而在中国历史上,现在是第三次大转折时期。

  如果我们的文明史是5000年的话,第一次文明转折发生在4000多年前的大禹治水时期,这是我们从散漫的远古社会迈入国家文明的第一次文明大转折。第二次文明转折从夏到秦,历经春秋战国五六百年,秦帝国最终从分治的国家文明发展到、跨越到统一的国家文明,即:秦帝国统一中国文明是中国文明第二次大的历史跨越。之所以发生这次大的历史跨越,就是因为此前数百年的诸侯分治程度一步一步在缩小,国家权力的板块形式一步一步扩大。春秋时代,春秋开始的时候1000多个诸侯国,到了战国时代七大国,成了七大板块,这七大板块又经过无数的锤炼和磨合,经过200多年成了一个统一的帝国。

  秦帝国统一中国有两大功绩:第一,它从政权意义、从疆域意义上统一了中国;第二,它统一了中国的文明。对于后者,我们很少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我们既往学历史的时候都有一个普通的认识,即秦统一了中国,这个说法是比较笼统的。实际上,最本质、最深刻的层面就是秦统一了中国文明,所以在秦帝国时代,我们华夏民族的文明完成了第二个大的转折。

  经过这2000多年之后,我们现在真正进入了一个新文明跨越的历史关头。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从近代史开始到目前快200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我们的民族都在不断努力试图解决一系列的救亡问题:先是救亡图存,后来梳理推翻帝制以后的中国内部的政治制度。我们不断地梳理、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寻求革命,一直到40年代之后我们才开始安定下来,但我们仍然面临着解决温饱的问题,解决经济、民生的问题。在当时各种各样的历史环境里,中国不能真正冷静地面对世界,审视世界也审视自身。

  只有在改革开放后30年,当中国的经济真正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达到一个相对高的历史水准的时候,中国人才能开始平和地审视世界,才能开始重新审视我们以前绕过去的那些历史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思潮的基础上,我才能进入《大秦帝国》和《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的写作。

  正确审视中国文明历史

  在20世纪80年代论述中国文明有两个最基本的作品,或者说法:一个是“黄色文明落后论”(以《河殇》为代表),另外还有“中国文化酱缸论”(以台湾作家柏杨的作品为代表)。这两部作品核心观点都是中国文明不如西方文明先进,需要重新改造;中国需要全盘西化。那个时候有一批人认为这种理念是不正确的,包括我在内。但如果要批驳、清理这种观点,你自己就得对文明有一番说法,所以我就从法学专业转向了历史研究,又用了历史小说这种艺术的方式第一次呈现了中国文明这一核心问题。

  说到中国文明,我为什么先要说秦呢?因为从五四运动以来,有关中国文明一直有两个最简单、最基本的问题:一个是“非秦”问题,也就是说如何评价秦的问题;另外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尊孔”。一个“非秦”,一个“尊孔”,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如何认识中国文明史的最基本问题。

  从“五四”以来,对于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已经认识得非常清楚,但在近2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因为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老是采取政治化、简单化、运动化、阶级斗争化的方式来审视中国文明史,始终不能合理解释中国文明,始终不能客观全面地去对待它。

  比如最典型的如何对待儒家的问题,“五四”运动时,当中国面临救亡图存时,我们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从“五四”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基本上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始终没有变化。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对“五四”以来“打倒孔家店”的逆反,以及新儒家的鼓吹,“尊孔”又再次回潮。

  但从近200年来看,之所以我们不能在中国思想史、文明史上给儒家一个正当的地位,就是因为我们对儒家采取了过分简单化的方式。尽管儒家是一个保守主义学派,它是内敛的,但是2000多年以来它也给我们积淀了另外的产品,也有一些优秀的方面需要我们去继承,问题是我们必须反对对它的独尊。

  我们中华民族,在它的根基时代,我们民族的思想也好、文明也好,从来都是多元化发展的。但是从汉武帝开始我们摒弃了多元化的思想根基,只选择了其中一家作为独尊的神主来供奉。哪怕这一家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学派我们也不能独尊它。我们的思想宝库,就是我们民族在原点时代,及其后来所创造的所有的思想文明财富。在这个宝库里,任何一家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思想采取宗教式的独尊,这就远离了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对待儒家,我们可以说一句概括性的话:我们只反对独尊,不反对它思想体系中合理的东西。我们认为儒家应该回归到它的本位去,就是回归到诸子百家里面去,回归到所有的我们多元化的文明里面去,回归到森林一样的原点体系里,蓬勃生长,一起构成我们的根基。儒家只要回归到了这样的历史地位,那么对我们民族文明根基的深刻的清理和全面的重读、重写、重新认定,就非常有希望了。

  当下,我们要为中国争取文明话语权。但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文明,没有一个理论性的说法,对中国文明史的最大坐标说不清楚。因为我们对国家历史的认识充满了问题人物、问题事件,在所有的问题上我们都没有历史共识。俄国对彼得大帝,美国对华盛顿,这样的人物基本是没有社会争议的,他们认为这是文明创造时期、发展时期最大的历史坐标。但是我们呢?在中国说秦始皇是我们统一文明正源的坐标,有多少人承认?说孔子、儒家是我们唯一的、重大的文明历史坐标吗?显然也是有争议的,而且争议已经越来越多。

  这也就是说,对任何一个人,以及包括社会分歧等等,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一直没有锤炼出我们民族、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因此我们对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在外交场所往往也说不清楚。实际上,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如果我们从研究的意义上认真去总结,很多东西都恰恰隐藏于现实之中。比如中国人的天下意识和政治上的大公理念,就是我们政治文明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理念。我们要将这些东西进行完善的总结,对中国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做一番历史解析。

[责任编辑:杨锟] 标签:孙皓晖 大秦帝国 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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