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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文学批评的沉沦

2013年12月04日 17:55
来源:文学报 作者:董健桥 王幅明

  上海《文学报》2010年12月23日发表的董健、高子文先生《“秦家店”核心价值在当今的反动性——对〈大秦帝国〉的再质疑》(以下简称《反动》)一文,充斥着似曾相识的吓人词汇,就像久违了的“帽子工厂”的产品。

  中国的文学批评,多灾难,多曲折,在很长一段时间沦为“政治运动”的工具。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随着重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一度呈现出健康蓬勃的可喜局面,然而时至今日,文学批评界竟又出土这样的“化石”,令我们深感惊愕。

  一、关于中国文明的源头问题

  华夏文明源自炎黄,如今常说的“上下五千年”即为所指。但

  炎黄时期没有文字,仰韶文化中出土器物上的刻画符号,最多具有文字雏形的意义,其表达的含义,也许至今还无人能够辨识。商周时期有了甲骨文、金文,但也只能记述事件简单的过程,而并不具备阐发系统、抽象的思想资料的功能。商周是天命神权思想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时期,人们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并非产生于自觉的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是自发的、朴素的;不能够全面系统地阐述,而是片面的、零碎的;不是从严密的理论研究得出,往往又是自相矛盾的。所以,这一时期对中国后世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充其量只具有一种文化“基因”的意义,而并不具有系统性、理论性的特征。

  真正对中国后世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创造及其伴生的意识形态,源自春秋战国时期。在表现为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巨大理论创造过程中,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为后世各种思想流派、政治主张、社会视角、治国理念等等思想理论之滥觞。这一点,稍具思想史常识的人都不会否认。《大秦帝国》对此的精彩描述,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时思想理论界生动、活跃的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是一种言之有据的观点。

  至于说秦文明是不是“源头”,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也同时是一个实践问题。当时各大战国先后争相变法,“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轲荀卿列传》)。各国变法虽深度不同而效果迥异,但反映出了当时的时代潮流则是显而易见的。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思想,鼓励发展经济、军事(奖励耕战)和主张以法治国,适应着当时变革潮流的需要而在秦国得到义无反顾地推行,说明秦国在变法潮流中理论上的清醒和实践中的坚定,由此而走上强国之路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由商鞅变法而奠基的秦国的政治制度,也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模式,这在当时是取代奴隶制的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文明规范。

  《反动》一文的作者说:“秦国在文化上落后这一点是无须质疑的。它本身从弱小到强大,没有产生一个思想家,商鞅、吕不韦、韩非都不是秦国人。”这显然是一种狭隘的历史文化观。

  首先,春秋战国以来的变法改革大潮中,改革路线在关东各国时断时续,时有时无,斗争激烈,政策多变。改革家们得遇“明主”,则叱诧风云,大有作为;碰上昏君,则备受谗毁,朝荣暮辱,或逐于荒郊(屈原于楚),或囚于阶下(范睢于魏),非但报负不能施展,且往往有杀身之祸。而在秦国,自穆公之世,就开创了延揽、起用人才的良好传统。至孝公任用商鞅变法起,秦国一以贯之地坚持实行一条改革的政治路线,才吸引了许多杰出人才不远千里,投奔秦国,前后相继,为秦国完成统一大业做出重大贡献。就连像郑国这样被派来实行“疲秦”之计的间谍人物,到了秦国,也改变初衷,真心实意地为秦国“建万世之功”。当我们撇开一些具体的历史细节,撇开其中人物个人的曲折经历,从宏观上去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就会认识到:正是秦国开阔的胸襟和政治上的远见,为一批批杰出人才提供了创造历史的舞台。

  从文化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落后的文化还是先进的文化?

  其次,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任何思想理论,如果没有与实践的结合,并在实践中展示其价值,这种思想理论又有什么意义?以商、韩为代表的法家学说,正是在同属华夏文明的秦国得到比较彻底的付诸实践,达成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产生出了新的文明形式,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并从此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促进中华大地结束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在先进的“封建”政治制度下实现了“大一统”。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文明作为中国两千年统一文明的源头,并无不妥。

[责任编辑:杨锟] 标签:历史主义 文学 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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