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首页 手机凤凰网 新闻客户端

凤凰卫视

警惕文学批评的沉沦

2013年12月04日 17:55
来源:文学报 作者:董健桥 王幅明

  二、关于“历史主义”

  所谓“历史主义”,也许有着不同的理解,使用这个概念,应当首先给出使用者对之的理解和规范。孙皓晖先生在《历史主义是理清中国文明史的根基》一文中,对他使用的“历史主义”做了如下的规范和说明:

  什么是历史主义?就是以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为根基,以历史发展的实践性为尺度,去审视中国文明历史的遗产,去分辨其中的良莠,去确立值得当代的我们继承发扬的东西。这一文明价值评判体系,其具体的展开方式是:依据特定时代的主流性社会需求,依据当时的社会实践结果,依据历史元素在后续发展中所呈现的文明辐射力,去综合衡量该时代所有构成元素(事件、人物、思想等)的文明价值,并确立它们的历史地位。

  由此可知,孙先生是把历史主义既作为一种理论,也作为一种方法来加以运用的,《根基》一文也就是运用这个理论和方法展开论述的。按说如此明确,应当不会产生什么歧义。而《反动》一文却劈头盖脑悍然抡起大棒:“喜欢放过历史罪恶,不愿接受历史教训的人,或者为了现实的需要而要从历史文化资源中吸收某些有毒材料的人,总喜欢搬弄‘历史主义’这个概念。”

  这段关于历史主义的“棒”辞,不知作者源于何据,抑或是自己的发明。那么就请他们看看,《辞海》1979年版增补本关于“历史主义”的词条是如何诠释的:

  研究历史的观点与方法。有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之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其主要内容为:以唯物辩证法分析人类历史,认为历史事物(制度、思想、人物、事件等)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的;人们考察任何事物和现象,都要从其产生和赖以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如评价历史事物,不应以今日之要求为尺度,处理现实问题,也不应以主观愿望为依据,而应以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作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对全面、客观、正确认识历史有重要意义。

  可以看出,孙皓晖先生运用的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并以“历史实践原则”,进一步强调了历史实践对评判文明遗产的价值。《反动》一文却通过引述西方学者的“当代意识”论,将孙先生的历史主义“嫁接”于西方学者的批评对象,而后便循着这个路子,自说自话地猛烈攻讦,通篇文章,始终没有对孙先生的所说的历史主义做出任何分析。

  这里的要害是:孙先生所定义的历史主义,与西方学者所批评的历史主义并不是一回事;以西方学者的理念以及俞吾金先生关于历史主义三个特点的言论,去批判孙先生的历史主义,显然就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发生了转移或偷换论题的错误。若据此就斥其为“罪恶”、“有毒”,就应当首先去批倒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三、关于“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也是近来被炒得很热的一个“时兴”词汇。《反动》

  一文把“普世价值”归结为“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并斥责《大秦帝国》“从根本上说,它的思想是否定普世价值,对抗现代性,对抗当代意识的。”

  甄言先生在《北京日报》撰文指出:“是否存在普世价值,这本身就是有争议的问题。从哲学意义上说,没有只具有普遍性而无特殊性的绝对概念。长期以来,似乎并没有人对‘普世价值’做出科学而充分的表述。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世价值并不是一个严谨科学的概念。”

  《反动》提出的“普世价值”,其实也不是上天的赐予,而是时代的产物,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逐步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社会理念,这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的、革命的意义。但它本身也是现实的、相对的,具体的,因而也是历史的。“自由、民主、人权”在现代社会表现为不同的内涵和诸多的实现方式,至于“法制”,则更是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况,稍具法律常识的人都会有所了解,西方世界,英、美就有着不同的法律体系,甚至同一个行为,在美国的这一个州是违法,在另一个州则为合法。更遑论伊斯兰教国家、佛教国家的法制体系。

  诚然,我们并不否定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但《反动》一文祭出一个抽象的“普世价值”而对《大秦帝国》大加挞伐,莫非是指责孙皓晖先生没有让秦始皇去实践你们所谓的“普世价值”?没有让秦始皇在两千多年前去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美好国家?

  这是时空的错乱,还是思想的错乱?!

  必须指出的是:《反动》一文说温家宝同志“进一步强调了自由、民主、人权、法制这些普世价值对中国当前改革的意义。”我们看到了许多地方引述的温家宝同志的讲话,其中并没有使用“普世价值”这个概念。《反动》一文的作者,用自己喜欢的词汇,篡改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是负责和严肃的吗?

  四、关于孟子和儒家

  《反动》一文对《大秦帝国》中儒家及孟子的形象愤愤不平,认为这是“极为恶劣的,暴露了作者从‘文革’中继承下来的那种仇视理性、仇视知识分子、仇视自由、民主的文化价值观念。”

  《反动》的作者可能不了解,中国思想史上对儒家持批评态度的大有人在,你们应当再去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远的不说,“五四”运动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不是也算作“仇视理性、仇视知识分子、仇视自由、民主的文化价值观念”呢?怎么到了这里,你们所标榜的“普世”的自由、民主就不见了踪影,而必须要挨你们抡起的棍子呢?

  关于儒家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评价,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但是,儒家果真就是“理性、知识分子、自由、民主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代表和化身吗?对于一种思想体系的评价,决不能仅仅撷取其某些闪烁其词的话语大加吹捧,并抬到吓人的高度,稍有冒犯就得“棍棒伺候”,而是应当从全部历史的发展及其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上来着眼。任继愈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过一篇著名的论文《论儒教的形成》,我们可以不同意任先生的观点,但能用你们所说的三个“仇视”去污蔑任先生吗?

[责任编辑:杨锟] 标签:历史主义 文学 孙先生
打印转发
凤凰新闻客户端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

商讯

一周图书点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