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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辽:《大秦帝国》在儒法问题上不过是老调重弹

2013年12月10日 17:50
来源:文艺争鸣 作者:陈辽

    本文节选自陈辽的《创作理念的误导 作品自许的反差——评<大秦帝国>》,原载于《文艺争鸣》2010年第十一期。
 
    春秋战国之交和战国时期,地主经济取代领主经济;周王室号令不行;诸侯各国弱肉强食,群雄并起;各国之间战争不断;正是社会大变动时期。在此背景下,华夏文明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诸侯各国为了富强,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搞改革,不用“百家”中的能人,但并不是凡改革者都用“法家”;也不是任用“法家”的都成了强国。当时,有的国家任用兵家(如楚国之用吴起);有的重用农家(任魏国之用西门豹,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有的重商(如齐国);有的向外族学习(如赵国武灵王胡服骑射,向北开拓疆土);孔孟学派(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曾在鲁国一度执政??郑国最早任用“法家”的老前辈子产,一时郑国很有起色。但由于种种原因,郑国仍不免于败亡。只有秦国,从秦孝公起任用商鞅变法;其后,基本上都是“法家”当道。也由于种种因素整合在一起,秦国胜利了,六国败亡了。然而,秦国统一中国后,只有十五年的历史,就倒台了。所以后代的贤明皇帝,全都以秦为鉴,并不专用“霸道”(法家),也不专用“王道”(儒家),而是“王霸”兼用,“儒法”互补。
 
  只有“四人帮”,出于推行极左路线的需要,才在“文革”后期,搞“评法批儒”,把春秋战国之交和战国时期能干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家,统统戴上“法家”的帽子,把法家捧上天;而把儒家全都一棍子打死,给他们加上倒退、复辟的罪名。新时期到来,拨乱反正,首先还了儒法的真面目。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主张大一统,要求天子治天下,中央集权的统一思想开始萌芽;孔子爱民,他的弟子冉求做季氏宰,替季氏聚敛财富,孔子气愤地说:“他不是我的弟子,弟子们敲着鼓攻击他吧!”孔子主张自强不息;孔子提倡中庸,中庸应用在行为上,是“过犹不及”,应用在政治上,是“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孔子对鬼神保持远距离,“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更是大教育家,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是中国办私学的第一人。孟子支持变革,说汤放桀、周伐纣,是诛灭独夫,不是弑君。他倡导“民为贵,社稷(国)次之,君为轻”。儒家学说中的合理内核,在战国时期,即得到“百家”中的其他各家的尊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以儒文化为主并融合、吸收了道、佛文化和中华民族少数民族文化中内在合理因素的中国传统文明,延续、发展了两千多年。虽然儒家学说中也有消极成份,但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多少次的外族侵略中顽强不倒,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明功不可没。至于“法家”文化,在战国时期适应秦国的需要,并获得变法图强的成功,自有其应当肯定的因素在。但正如王元化在《韩非论稿》(写于1976年)中指出的,法家学说集大成的韩非“所倡导的法是君主本位主义的法。他的法是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韩非自己也很清楚君主的统治是和人民完全对立的。”韩非从来不想考虑一下民心的向背,只是一味主张用势除患,以为只要采高压政策就可以永保江山,“韩非那套法、术、势所建立的太平盛世,是一个阴森森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里,人民甚至不得互相往来,互相往来就有朋比为奸犯上作乱的嫌疑。‘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扬权》)”王元化先生对“法家”的评价,现在已成了学术界的共识。孙皓晖在“四人帮”“评法批儒”多年以后,在新时期拨乱反正以后,无视儒法学派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的历史命运和地位,仍然一个劲地辱骂儒家,胡吹乱捧法家,对儒家一律**,对法家一律称颂;甚至杜撰了一个孟子与张仪辩论的故事,写孟子辩论失败,“一口鲜血喷出两丈多远”,以贬低孟子,抬高法家张仪;这在广大学术界和读书界是通不过的。
[责任编辑:杨锟] 标签:孙皓晖 大秦帝国 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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