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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


来源:《新文学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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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六日,在《新民晚报》上看到沈从文逝世的消息,极为惊讶。前不久,我还收到从文夫人张兆和的信,说从文的病已大有好转,能在屋子里走几步,手也灵活了些,可望再执笔了。岂知好转现象,却是凶兆。

当晚,我拟了一副挽联,翌晨,托老友包谦六写好,寄去北京,以申远地友朋哀悼之情。联语云:“沅芷湘兰,一代风骚传说部;滇云浦雨,平生交谊仰文华。”上联说从文的作品是现代的楚风、楚辞,不过不表现为辞赋,而表现为小说。下联说我和从文的交谊,虽然有五六十年之久,但经常会面的机会,只有在上海的三四年和在昆明的三年。彼此离居的时候,也不常有书信来往。因此,我和从文的交情,形迹是可谓疏远的,但由于彼此相知较深,在出处之间,以及一些社会关系,有共同之处,在一个时代的文人之间,也有理由可以彼此都认为至友。

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后,蒋介石在南方大举迫害革命青年,张作霖在北方大举迫害革命青年。这里所谓革命青年,在南方,是指国民党左派党员,共产党、团员;在北方,是指一切国民党、共产党分子,和从事新文学创作,要求民主、自由的进步青年。张作霖把这些人一律都称为“赤匪”,都在搜捕之列。一九二七年五、六、七月,武汉、上海、南京、广州的革命青年,纷纷走散。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北平、天津的革命青年纷纷南下。许钦文、王鲁彦、魏金枝、冯雪峰、丁玲、胡也频、姚蓬子、沈从文,都是在这一段时期中先后来到上海,我认识他们,也在这一段时期,而且大半是冯雪峰介绍的。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在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租住了两间房子,记得仿佛在一家牛肉店楼上。他们在计划办一个文艺刊物《红与黑》。我和刘呐鸥、戴望舒住在北四川路,办第一线书店,后改名水沫书店。彼此相去很远,虽然认识了,却很少见面的机会。丁玲和胡也频比较多的到虹口来,因为也频有一部稿子交水沫书店出版。他们俩来的时候,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从文是一个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眯着眼对你笑,不多说话,也不喜欢一个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马路散步。

一九二九年十月,我在松江结婚。冯雪峰、姚蓬子、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徐霞村、刘呐鸥、戴望舒等许多文艺界朋友都从上海来参观婚礼。从文带来了一幅裱好的贺词。这是一个鹅黄洒金笺的横幅,文云:“多福多寿多男女”,分四行写,每行二大字,下署“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从文的毛笔书法,已是很有功夫的章草了。贺词原是一个成语,称为“华封三祝”,原句应当是“多男子”,从文改为“多男女”,表示反对封建家庭只重生男的陋俗。可是,尽管从文这样善颂善祷,我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孩,不到二岁就夭殇了。以后接连生了四个男孩子,竟没有一个女儿,未免辜负了从文的反封建祝愿。

十月是松江名产四腮鲈鱼上市的时候。我为了招待上海朋友,特地先期通知办喜筵的菜馆为这一桌上海客人加一个四腮鲈火锅。这一席酒,他们都吃得谈笑风生,诵苏东坡《赤壁赋》“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的名句,看到了直观教材,添了不少酒兴。饮至九时,才分乘人力车到火车站,搭十点钟的杭沪夜车回到上海。

这是这一群文学青年最为意气风发,各自努力于创作的时候,也是彼此之间感情最融洽的时候。谁想象得到,一二年之后,也频为革命而牺牲,丁玲态度大变,雪峰参加了革命的实际工作,行踪秘密,蓬子被捕,囚在南京,徐霞村回归北平,沈从文有一个时期不知下落,后来听说在中国公学,淞沪抗日战争以后,也回到北平去了。

从文在上海最多三年,我和他见面不到十次。直到我编《现代》杂志,写信去向他索稿,才从往来书信中继续了友谊。在这一时期,我知道他很受胡适器重。他在中国公学任教,为《新月》和《现代评论》写小说,都是胡适的关系。随后,胡适又把从文介绍给杨振声。当时教育部成立一个教材编审委员会,杨振声负责编审各级学校语文教材,就延聘从文在那里工作。由此,从文有了一个固定的职业,有月薪可以应付生活。但这样一来,写作却成为他的业余事务,在他的精神生活上,有些主客颠倒。于是他不得不挤出时间来从事写作,常常在信里说,他寄我的稿子是流着鼻血写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我应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先生之聘,来到昆明。和我同时来到的有李长之、吴晗、林同济、严楚江等人。这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昆明的外省人,不过二三十人。他们都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决定应聘的,所以他们的来到昆明,不是由于战事影响。但两三个月之后,昆明市上出现了大批外省人。第二批到达的是中央银行职员。第三批到达的是杭州笕桥空军,他们把基地转移到昆明。第四批到达的是清华、北大师生和中央研究院人员。清华、北大两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因为昆明还没有校舍,暂时在蒙自上课。沈从文和杨振声,属于中央研究院,他们先到昆明,在云南大学附近租了民房作办公室和住宅。从文只身一人,未带家眷,住在一座临街房屋的楼上一间。那钟楼房很低矮,光线也很差,本地人作堆贮杂物用,不住人。从文就在这一间楼房里安放了一只桌子、一张床、一只椅子,都是买来的旧木器。另外又买了几个稻草墩,供客人坐。

从此,我和从文见面的机会多了。我下午无课,常去找他聊天。渐渐地,这间矮楼房成为一个小小的文艺中心。杨振声和他的女儿杨蔚,还有林徽音,都是我在从文屋里认识的。杨振声是位忠厚长者,写过一本小说《玉君》之后,就放弃了文学创作,很可惜。林徽音很健谈,坐在稻草墩上,她会海阔天空的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印象。从文还是眯着眼,笑着听,难得插一二句话,转换话题。

昆明有一条福照街,每晚有夜市,摆了五六十个地摊。摊主都是拾荒收旧者流,每一个地摊点一盏电石灯,绿色的火焰照着地面一二尺,远看好像在开盂兰盆会,点地藏香。我初到昆明,就有人介绍我去“觅宝”,开头是和李长之、吴晗一起去,后来长之被云南人驱逐出境,吴晗结识了教育厅长龚自知,几乎每晚都到龚家去打牌。于是,沈从文遂成为我逛夜市的伴侣。

这些地摊上的货物,大多是家用器物。电料、五金零件、衣服之类,我们都没有兴趣,看一眼就走过。但也会有意外的收获。有一次,从文在一堆盆子碗盏中发现一个小小的瓷碟,瓷质洁白,很薄,画着一匹青花奔马。从文说,这是康熙青花瓷,一定有八个一套,名为“八骏图”。他很高兴的化一元中央币买了下来。当时的中央币一元,值旧滇币十元,新滇币二元,民间卖买,还在使用滇币,因此,使用中央币的外省人,都觉得云南物价廉平。

这个康熙八骏图瓷碟,引起了从文很大的兴趣。他告诉我,他专收古瓷,古瓷之中,又专收盆子碟子。在北平家里,已有了几十个明清两代的瓷盆。这回到昆明,却想不到也有一个大有希望的拓荒地。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堆旧衣服中发现两方绣件,好像是从朝衣补褂上拆下来的。从文劝我买下。他说:“值得买。外国妇女最喜欢中国绣件,拿回去做壁挂,你买下这两块,将来回上海去准可以销洋庄。”我听他的话,化四元中央币买下了。后来送给林同济夫人,她用来做茶几垫子。当时的林同济夫人,是一位美国人。

在福照街夜市上,我们所注意的是几个古董摊子,或说文物摊子。这些地摊上,常有古书、旧书、文房用品、玉器、漆器,有时还可以发现琥珀、玛瑙,或大理石的雕件。外省人都拥挤在这些摊子上,使摊主索价愈高。我开始搜寻缅刀和缅盒。因为我早就在清人的诗集和笔记中见到:云南人在走缅甸经商时,一般都带回缅刀,送男子;缅盒,送妇女。缅刀异常锋利,钢质柔软,缅盒是漆器,妇女用的奁具,大的可以贮藏杂物。从文未来之前,我已买到一个小缅盒,朱漆细花,共三格,和江南古墓中出土的六朝奁具一样。这个东西引起了从文的兴趣,他见到就买。一九四二年,我在福建的时候,他来信说,已经买到大大小小十多个了。瓷器也收了不少,八骏图又收到二只。一九四二年以后,大后方物价高涨,公教人员月薪所得,维持不了原有生活水平。昆明屡经敌机轰炸,大学师生都疏散到乡下。大约从文也没有兴趣去逛夜市,说不定夜市也从此消失了。

从文对文物的兴趣,早就有了。从练字开始,首先就会注意到碑帖。在上海的时候,走在马路上,他总是注意店家的招牌。当时上海的招牌,多数是天台山农写的北魏字,和唐驼写的正楷,从文似乎都不很许可。回北平后,琉璃厂、东安市场、隆福寺,肯定是他常到的地方,收集和鉴赏文物,遂成为他的癖好。解放以后,从文被分配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许多人以为是委屈了他,楚材晋用了。我以为这个工作分配得很适当,说不定还可能是从文自己要求的。自从郭沫若盛气凌人的斥责了从文之后,我知道从文不再会写小说了。如果仍在大学里教书,从文也不很合适,因为从文的口才,不是课堂讲授的口才。蹲在历史博物馆的仓库里,摩挲清点百万件古代文物,我想他的兴趣一定会忘了一切荣辱。在流离颠沛的三十年间,他终于写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几部第一流的历史文物研究著作。如果当年没有把他分配在历史博物馆,可能不会有另一个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物研究专著。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经由越南、香港回上海省亲。十月,离上海到香港,耽了几天,待船去海防。当时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九妹岳萌,和从文的两个儿子小龙、小虎,还有顾颉刚的夫人,徐迟的姊姊曼倩,都在香港待船去昆明。从文、颉刚都有电报来,要我和他们的眷属结伴同行,代为照顾,徐迟也介绍他的姊姊和我一起走。此外,还有几位昆明朋友托我在港代办许多东西,记得有向达的皮鞋和咖啡,杨蔚小姐的鞋子和丝袜,诸如此类。我当了两天采购员,于十二十八日,一行七人,搭上一艘直放海防的小轮船。顾夫人身体不健,买了二等舱位,余者都买了统舱位,每人一架帆布床,并排安置在甲板上,船行时,颠簸得很厉害。

船行二昼夜,到达海防,寓天然饭店。次日,休息一日,在海防补充了一些生活用品。次日,乘火车到老街,宿天然饭店。这里是越南和中国云南省的边境,过铁路桥,就是云南省的河口。当晚,由旅馆代办好云南省的入境签证。次日,乘滇越铁路中国段的火车到开远,止宿于天然饭店。次日,继续乘车,于十一月四日下午到达昆明。这一次旅行,我照料四位女士,两个孩子,携带大小行李三十一件。船到海防,上岸验关时,那些法国关吏把我们的行李逐件打开。到河口,又一度检查,比海防情况好些。每次歇夜,行李都得随身带走。全程七日,到昆明时,只失去了徐曼倩的一件羊毛衫,还是她自己忘记在火车上的。这一件事,我自负是平生一大功勋,当时我自以为颇有“指挥若定”的风度。

这一次旅行,使我和从文夫人及九妹都熟识了。从文已在北门街租了一所屋子,迎接他的家眷。北门街也在云南大学附近,因而我常有机会去从文家闲谈。此后又认识了从文的小姨充和女士。她整天吹笛、拍曲、练字,大约从文家里也常有曲会了。不久,我迁居大西门内文化巷,与吕叔湘同住一室,与陈士骅、钱钟书同住一楼,与罗廷光、杨武子同住一院。从文有了家庭生活,我也没有机会夜晚去邀他同游夜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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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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