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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火长明——记沈从文先生


来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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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既极博大,也极残忍,战胜一切,孕育众生,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因新陈代谢,有华层山丘。智者明白“现象”,不为困缚,所以能用文字,在一切有生陆续失去意义,本身亦因死亡毫无意义时,使生命之光,煜煜照人,如烛如金。” ——沈从文:《烛虚》

四十年代开始,那时在多雾的山城——所谓抗战“陪都”,天天躲警报,天天听到“磨擦”消息,天天看物价飞涨,天天读德、日法西斯向全世界疯狂屠杀,读大隧道惨案、公务员贫不聊生全家自杀、“孔二小姐”奇闻、航空奖券发财逸话……之类的报纸新闻,使我感到空气窒息,有如在污浊的阴沟中受到六月炎暑的蒸郁,人在衙门公案上天天盖图章,心里却茫然惘然,不了解这生活和生命到底为了什么,生存俨然只是烦琐继续烦琐,什么都无意义。

那时,偶然在民生路书店买到沈从文的新作《烛虚》,发现他写得极美,从文字之美使我发现生命原来也极美,因为这种文字是生命所赋予的。于是我被《烛虚》带到另一个境界去:宇宙实在是个极复杂的东西……人心复杂,似有过之无不及,然而目的却显然明白,即求生命永生。永生意义,或为分袭而成子嗣延续,或凭不同材料产生文学艺术。也有人仅仅从抽象产生一种境界,在这种境界中陶醉,于是得到永生快乐的。

这种“抽象”并不是神,不是唯心的宗教,而是作者心目中的“美”。据作者的意见,这种美的感受,诉诸文字不如诉诸图画,诉诸图画不如诉诸数学,诉诸数学不如诉诸音乐。但是,更好的是连音声都没有:“大门前后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弱枝,翠叶积叠,如翠翣,如羽葆,如旗帜。常有山灵,秀腰白齿,往来其间,遇之者即喑哑。爱能使人喑哑——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是的,在至美之前,人们最好无声。

沈先生把美与爱的抽象提到高度,于是他觉得生命有极伟大之处。“金钱对‘生活’虽好像是必需的,对‘生命’似不必需。……生命本身,从阳光雨露而来,即如火焰,有热有光。”他认为生命的目的只是对人世的美好——形与质的发现,并且让别人也去发现。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我(用别一种人格的光和热去照耀烧炙,重获新生的我)的存在,还是为的是反照人。”

他主张真、善和美的统一:“然抽象之爱,亦可使人超生。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至如阉寺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吓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与阉人说此,当然无从了解。”他认为人的好坏,“并不以教育身份为标准”,不识字、身份低的人,在保卫国家民族的战争中慷慨捐躯的确如恒河沙数。至于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在外表上称绅士淑女的,事实上这种人的生活兴趣,不过同虫蚁一样,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罢了。有某些人知识上已成“专家”后,在做人意识上只是一个单位或一种生物。“只要能吃能睡,且能生育,即已满足愉快,并无何等幻想或理想推之向上或向前,尤其是不大愿因幻想理想而受苦,影响到已成习惯的日常生活太多。”这种人获得了“生活”(然而是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的生活),丢失(或“阉割”)了“生命”,因而也就失掉了美。在沈先生看来,生命永远是美的化身。

理想的美失去,于是:“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也失去做人的真和善。

《烛虚》用十分绚丽的文字来形容美的存在,“生命之最大意义,在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捕捉住这种美丽神奇光彩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终生不灭,但丁、歌德、曹植、李煜便是将这种光影用文字组成形式,保留得比较完整的几个人。”他是这样写的,而我当时想,他自己,也应当属于这几个人中之一。

“……如艺术家之与美对面时,从不逃避某种光影形线所感印之痛苦,以及因此产生佚智失理之疯狂行为。举凡所谓活下来‘四平八稳’人物,生存时自己无所谓,死去后他人对之亦无所谓。但有一点应当明白,即‘社会’一物,是由这种人支持的。”

“……因为追究生命‘意义’时,即不可免与一切习惯秩序冲突,在同样情形下,这个人脑与手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一思想家、艺术家;脑与行为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一革命者。若不能相互为用,引起分裂现象,末了这个人就变成疯子。其实哲人或疯子,在违反生物原则,否认自然秩序上,将脑子向抽象思索,意义完全相同。”

他是多么懂得美、生命、社会和艺术家的关系的人。这些“独白”,打开了一个我从未进入过的境界,我非常羡慕这个人有这样好的一个脑子,尽管我自己那时已长期接触文艺,但我似乎从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几年以后,记得徐迟送了我一本他翻译的《华尔腾》——一位美国隐士的笔记,思想和风格,约略与此相类。但文笔逊其瑰丽。

沈从文先生那时在昆明,我和他还从未谋面,虽然我已读过他不少小说,但这本散文《烛虚》却给我以很深的印象。然而,沈从文自己也清楚,发现了宇宙间存在美这一个“抽象”,并不能就此解决社会的丑恶,不能消灭侵略、饥饿与人世的不平。相反,“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烛虚》在当时,也只能是烛照出美与丑的对比存在,哲人与庸俗世界的存在,而无法使现实世界接近美而消除丑。这就是疯疯癫癫的屈原之徒的哀寂,沈从文先生的大多数作品,在极美中也总带着悲悯,原因亦在于此。

生命的悲哀就在于不能不和生活互相依存!

从以上所引的文字看,文章的风格很像《庄子》,也像佛经,思想的哀艳处像屈原,句子美得像经过精雕细搂的琉璃瓶那样,光芒耀目,它是从哪里得来的?沈从文大概从小就是个“书香子弟”,是泡在书里长大的?

不!他自己的回答是:“是个乡下人。”

十四岁前是从不爱用功,爱看热闹,打架牛蟀的野孩子,二十岁以前,是在湘西一带小码头流浪的“拉兹”(虽然他还没像拉兹那样当过小偷,他大部分时间是当兵,当无业游民、旧军队的文书和税收员)。二十岁以后他在北平继续“打流”。他出生于湘西、黔北、川东交界的山区凤凰县。这个地方是苗族、土家族、汉族杂处的自治区,在他的家族中,有土家人的血统。家庭世代出身行伍,祖父在清朝当过武官,父亲也当过级别不高的民国军官,后来破了产。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民族、籍贯、出身和早年经历的文学家。

如果说:马克·吐温年轻时候也和沈从文有相似的经历(虽然时、地、社会背景不同,他们的文风全不相同),那么就是上帝给予他们一个与他们的身世非常不相称的头脑,真是没有办法的事!

从出生到他第一次挟着铺盖让火车拉到北京前门车站为止,这二十年间,沈从文细致地领略自己祖国的一个偏僻地区的社会生活(十多年后,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又回去过一次),他凭着爱和同情去看自己的乡土、亲人、士兵、农妇、水手和勤劳爱娇少女。他迷恋那些河市、山城、荒邑、小镇的码头船筏,缆火楼灯。他熟悉所有士兵、铁匠、纤夫、店主、舵工的生活作息,悲欢喜怒,撤野抒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每一个人都显出性格,具有灵魂,使人感到是活生生的真人。由于他对于这些人如此熟悉,如此热爱,他善于用这些工、农、船户自己的语言神态,入木三分地去表现他们的身份、性格。他以悲悯的心情去描写土匪豪霸愚蠢和“英雄”交错的行径,描写江边吊脚楼上妓女的皮肉生涯。他对于一个摆渡人的小孙女爱情的不幸写出叙事诗般的故事(《边城》)。“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如在这条水上(按指沅水流域上下千里各个地方)毕的业。我对湘西的认识自然较偏于人事方面。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老幼贵贱, 生死哀乐种种状况, 我因性之所近, 注意较多。”(《湘西·题记》)凡是读过沈先生的《边城》、《湘行散记》、《湘西》、《从文自传》等作品的人,都为他那情致缠绵的乡土之爱所陶醉,使人觉得这里的芸芸众生,既是非常可爱,又非常可悯。这就是五十年前旧中国的缩影。是作者掬出自己对土地、对人民的至诚,写出来的挽歌。

由于对湘西风物的熟悉,沈从文能一口气把沅江流域各种航船的名称、特点、船户、航程娓娓动听地告诉你:运盐的“大鳅鱼头”是三桅的大方头船;桅高帆大,首尾收敛的“乌江子”,是粮船;方头高尾、颜色鲜明的洪江油船,平头大尾,船身坚实的“白河船”、……辰溪的“广舶子”,活跃的“麻阳船”,“桃源划子”都各有特性,他几乎能数出每一条船的历史,每个船主、水手的习惯爱好,以及这些船只所经过的每个码头的风土、生活和可歌可泣的故事。

例如他写沅陵地方:“弄船女子,腰腿劲健,胆大心平,危立船头,视若无事。同一渡船,大多数是妇人,……有些卖柴卖炭的,来回跑五六十里路,上城卖一担柴,换两斤盐,或带回一点红绿纸张同竹蔑作成的简陋船只,小小香烛。问她时,就会笑笑的回答:‘拿回家去做土地会。’你或许不明白土地会的意义,事实上就是酬谢《楚辞》中提到的云中君——山鬼。这些女子一看都那么和善,那么朴素。年纪四十以下的,无一不在胸前土蓝布或葱绿布围裙上绣一片花,且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别出心裁,……天时常常是那么把山和水和人都笼罩在一种似雨似雾,使人微感凄凉的情调里,然而却无处不可以见出‘生命’在这个地方有光辉的那一面。”

接着他就告诉我们,这地方妇女出来多的原因由于兵役法的苛刻。男子不是被拉去当兵,就是被逼逃避兵役,“抛下他的耕牛,向山中走,就去当匪”。“乡下人照例都愿意好好活下去,官吏的老式方法居多是不让他们那么好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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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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