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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眼中的沈从文:用一生维护用笔的自由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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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维护用笔的自由

记者:可读黄永玉的东西会觉得沈先生是开朗豁达,然后特别能自我平衡、自得其乐的一个人。比如他去干校,给黄永玉写信:“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

沈虎雏:在困难当中他还有幽默感。这是他的性格。你看《湘行书简》,他写的信都是“美啊”。可他并不是对现实没有感受,看《湘行散记》就知道,里面有些片断流露出来当时那个环境实际上是很险恶的。他在北京被人骂成是“右”,他到湘西人家又认为他是共产党。

记者:沈先生这一生的处境好像老是这样。“文革”初期面对满墙大字报,他对史树青说:“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附和共产党,造反派说我是反共老手,我往哪里去呢?我怎么活呢?”他似乎永远“边缘”,被哪方都排斥,说不清楚。

沈虎雏:我觉得还是说得清楚的。因为他不投身于某一个集团之中。很多这种大的政治斗争中,对待是非的判断常常是很简单化的。你不是我这头儿的,那你就是帮助敌人。你越有一定的影响力,你不跟我合作,那你就是最应该被排斥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想保持一种独立选择和独立人格是非常困难的。

记者:那沈先生其实是用了很大的力量在做一种坚持吧?

沈虎雏:他维护自己用笔的自由。他写作,就要按自己的想法来写,按照命令或按照规定来写,他写不出来。

记者:黄永玉记下来钱钟书说过的话:“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说:“沈从文,窝囊了一辈子。”

沈虎雏:也对的,也对的。你们的“征稿启事”里有一句话选得很对……

记者:那句“无从驯服”?

沈虎雏:这个是他原话了,“无从驯服的斑马”。它确实有一定概括性。当然也可以说他能力不足,因为有的人就能写出东西来,他没这个能力,也是低能,也可以说是窝囊。

记者:那您怎么理解?您同意“坚持”这个说法?

沈虎雏:我觉得从整个历史来看他坚持是对的。当然这是他个人的一种选择。你想他这个人,从他来看,如果他不是这样,他会写出些什么东西来呢?无疑是很难想象的。

放弃文学难言幸与不幸

记者:大多数人还是把沈先生作为一个文学家来记住的,觉得他1949年以后再也不写了是一个大悲哀。可我去采访李之檀老师的时候,他张开双臂给我比划他的书架,他说:“你来看,从这儿到这儿,这么几排全都是服装服饰研究方面的书。沈先生开创的事业现在有这么多人在继承。”我特别感动。后来我就觉得,沈先生他做了文物,可能对于他自己不好说是幸还是不幸,但国家肯定是“幸”的。

沈虎雏:这看从哪个角度看。对于整个国家文学成就的总量,那他是没有再参与了,没有他后期的贡献。单从这个角度看,总觉得是遗憾的。但他正好在中国需要文博事业大发展的时候,进入了这个队伍,他自己也总说他机会好。我感觉他在文物事业上所处的位置和他文学上所处的位置有很多相近之处。文学上他自己有一句话:“我只想做一个打前站的小卒”,他把“文学革命”当做一种使命:“用笔五十年,试试看,能够达到合格的水平,再来留下一些东西。”他是想把生命投入到文学事业的,但是没有做到自己认为很满意的状态,因为社会变动他就退下来了,离开了。但是他在文物方面,实际上他的很多主张,并不是他做了很多年博物馆工作之后才提出来的,有些在他做文学的时候已经在这么看了,也非常超前。他对文物的兴趣也是早已有之、深藏于心。

亲近文物是一个健康的选择

记者:沈先生他做人做学问的方式,给了很多人各种各样的影响,甚至影响了一些人一生的专业选择,您呢?我这次能得到这个采访机会也是挺难的,您不愿意接受采访,听说“低调”一直就是沈氏家风。

沈虎雏:因为他本人不大愿意张扬,这是他一贯为人行事的方法。1949年以后他离开了文学事业,他自己说文学方面我没有发言权了,避免在文学方面自己有很大的影响和知名度。后来所谓沈从文热,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开始以后,他一直是在给它降温的,一直到他去世。他晚年我们在他身边生活,很了解他这些态度。

这态度既有他的一贯性,也有他我们一开始谈的,1949年以后心灵上那个问题的延续。第二次文代会,毛主席接见,握着他的手问他多大年纪,说“你还不算大嘛,还可以写几年小说嘛”。周总理也是鼓励他再写小说。他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历史博物馆,这是力度最大的一次。可同时,书店给他的通知:“你的书已经过时了,烧了。”台湾也禁他的书。

这样一些非常矛盾且很强烈的信息一下压到他的身上,这时他的病刚刚缓解没多长时间,他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可以想见这种情况下,他这样一个人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他知道一些文学史,他找不到这样的先例。他选择还是守着自己小职员的这个生涯继续做下去。1949年以后很多作家都是在场面上活动,而他宁愿守在一个比较卑微的职务上,同时他也有意识地缩小自己在社会上的存在。

他这个选择,从客观来说,是对的。因为他要是写,确实他的后果……不说文学成就会有些什么,“文革”时候他肯定要受到更大的冲击。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后来他自己有一个概括性的话,他说他回过头来看,他1949年是做了一个健康的选择。

那天,我们的采访在中午一点半结束。所有人都错过了午饭时间,老先生客气地建议我们一起分享家里最后的三袋方便面。

同行者惊异于沈虎雏先生出乎意料的耐心健谈,而我,感慨于他谈论父亲的那种方式,他客观不寻常的立场,他庄正的神色,还有,他那个朴素暗色、陈设老旧的家里居然有复印机——一切为了父亲,为了《沈从文作品全集》,这是他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与沈先生交谈会感到压力,你不可以不准确,不可以丝毫夸张,可是同时你可以也知道什么叫本分,什么叫自矜,什么叫有尊严。我知道在我没有去过的湘西,沈从文先生的墓临江而建。墓地的碑文上有这样的题字:“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我想我看到了他的精神正在世间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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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爽]

标签:沈从文 文物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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