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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为官两年:我唯一“武器”是诚恳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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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头盔”回到台湾

1999年12月的一个凌晨,台北冬夜的雨仍在下。

龙应台坐在台北市议会的大厅一隅,看着细细的雨打在窗玻璃上,嘀嗒作响,感到全身彻骨的寒意。

“局长,你说吧,什么叫做文化?”凌晨三点钟,龙应台站上了质询台,为台北市的文化预算辩护。对面站着的议员刚从外面进来,似乎喝了点酒,满脸通红,大声问道。

对着空荡荡的议事大厅,龙应台一下子变得很感性。抛开预算、项目、艰深的学术定义,在连着数月的质询期末尾,她好像忽然找到了情绪的宣泄口。

“文化?它是随便一个人迎面走来,他的举手投足,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整体气质。他走过一棵树,树枝低垂,他是随手把枝折断丢弃,还是弯身而过?一只满身是癣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怜悯地避开,还是一脚踢过去?电梯门打开,他是谦抑地让人,还是霸道地把别人挤开?一个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绿灯亮了,他会搀那盲者一把吗?他与别人如何擦身而过?他如何低头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带?他怎么从卖菜的小贩手里接过找来的零钱?

如果他在会议、教室、电视屏幕的公领域里大谈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在自己家的私领域里,他尊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吗?他对家里的保姆和工人以礼相待吗? 独处时,他,如何与自己相处?所有的教养、原则、规范,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他怎么样?

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讲这番话时,龙应台的脑袋仍是半晕眩状态。当天接连十几小时的质询,议员发言多半用怒吼咆哮的声音,透过麦克风扩大音量,震得她耳朵嗡嗡作响。

走下质询台,她抬眼看着窗外,台北的雨仍在下。

很多年后,再回忆时,龙应台坦言,那是她做台北文化局长时最难忘的场景之一。那时的她,一天花15个小时处理政务,被外界形容是“挣扎在台湾官场”。一度被议员质疑“不是台湾人”时,龙应台曾愤怒地高举着右手大喊“我抗议!”在极度的压抑和挫折感下,她也曾半夜打电话给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求救。但无论受到怎样的捶打,龙应台还是学不会打躬作揖的规则。“如果是作家龙应台,早就拂袖而去了!”说到激动,她握着拳头。

2003年,卸任台北文化局长后,龙应台去大学教书,像逃一样地回到了学术的乐土。后来她搬去了香港,在香港大学任教期间,除了写字和教书,偶尔会和儿子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端杯酒,看着傍晚的大海,说说话。另一个海岛上曾经历的那几年恍如隔世。

2009年,龙应台出版了《大江大海1949》,继《野火集》后再掀两岸阅读风潮。

五年后,这本书仍摆在台湾各大书店畅销书榜的前列时,龙应台却在为即将参加的议会质询胃痛,仿佛多年前台北市议会经历的那一幕又回来了。她要去做台湾“文化部长”任职两周年的施政报告。

“为了做一个应对质询的报告,我的同仁忙得鸡飞狗跳。可能对面的人动一动小指头,我们这边的公务员,就要忙得跟狗一样。”龙应台忍不住表达“委屈”。

对于委屈,龙应台是有准备的。“人生有些决定就在一刹那。”2012年,答应马英九的请求回台湾接掌“文化部”,任台湾首位“文化部长”时,龙应台没和任何人商量。

那年她60岁。“如果再晚4年,我不会干。如果这辈子还要用一次大力气,这是最后一次。”

一个龙应台,两千多人的“文化部”,千头万绪。

非议不少,期待也不少。台北书展基金会董事长王荣文曾说,“马英九强调文化,龙应台是值得期待的人选。”而包括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等文化界人士也普遍抱着正面的期许。“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成员之一的张铁志指出,龙应台当“文化部长”是好事,这体现了马英九想要在文化政策上有所作为。但同时,作为一个关注文化政策的公民团体,“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也会持续检验龙应台的施政表现。

龙应台说,当时外界很希望看到她“马上出成果”。

于是龙应台告别了在香港沙湾径25号“闲云野鹤”的7年,“带着头盔”回到了台湾,如打地桩一样地从头做起。

“天哪,我来这里干什么?”

第一天上班,龙应台一个人在办公室打扫,慢慢有人走进来,她一个一个地认识,“刚开始会觉得,好像面对一群可爱的‘乌合之众’。他们都是来自完全不同部门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文化部’要干什么,既没有共同的目标,也没有共同的工作方法,彼此间也没有默契。”

台湾“文化部”,是2012年5月从“文建会”“新闻局”“研考会”“教育部”等四大块业务部门正式合并而成的。不仅业务变成原先的四倍,内部人员彼此也不太熟悉。对于空降的龙应台来说,如何整合“老树与杂草”,让“文化部”的地下管线接起来,并非易事。

像在大学期间组织“思沙龙”一样,龙应台每隔两三个月,就把各部门的负责人招呼到家里来Party。从六点多一起吃晚餐,到晚上十一二点,交流想法。建立一个“共识营”,一起讨论下半年的目标、困难。

可压力不仅来自内部的整合。

龙应台发现,作为“部长”,她不仅要面对比市“议员”质询火力更强的“立法委员”,还要随时接受来自媒体和外界如放大镜一般的检视。

“可否请‘部长’谈谈影音政策?”刚上任时,有媒体追问。“我还没听到那里,请给我一点时间,好吗?”龙应台带着歉意,“流行音乐部分原本不在我这里。”她坦言,2003年离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后,连这方面的报纸都很少看。

只做功课还远远不够。2013年,有民意代表质疑,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2012年出境43天,花了将近4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83万),但有关计划的执行率却只有32%,状况并不好。该代表随即表示,认为“龙应台是把‘文化部’当成自己的基金会,出访是为了替自己累积声望。”

面对质疑,龙应台承认,有些计划的执行率的确偏低,但不少也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比如要在海外租屋作为“台湾书院”,就必须通过上网公开招标的方式,但这在执行上有困难,同时也要耗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不会那么快地反映到“执行率”里。

“头一年,我的感觉是,每天晚上精疲力竭回到家的时候,会问自己‘天哪,我来这里干什么?’这感觉蛮黑暗的。直到第二年的时候,每天晚上也是精疲力尽回到家,我开始会觉得‘嗯,今天又做到了一点事情’。”龙应台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部长”最初的感觉,好像是自己站在沙滩上,脚还没站稳,一个浪头就打下来,还没准备好,第二个浪头接着打下来了。

在纷繁的检视和质疑里,龙应台偶尔也会为指责和误会而忿忿。“文化部”即将迁址到台北新庄“副都心”时,“龙部长”一人坐拥三间办公室的报道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台联”党团副总召黄文玲更是出来呛声,“龙应台不食人间烟火,1个人需要3间办公室,根本就是龙太后!”

台湾“立法委员”为此在质询会上质问“行政院长”江宜桦时,江解释,“一个‘部长’原则上只能有一间办公室。”而面对“狡兔三窟”说,龙应台也不得不在“立法院”和媒体面前一再澄清,“我是‘笨兔’,只有一间办公室。”

对于不信任,龙应台有些无奈。“如今媒体的生态已经变成,它拿着弓箭对着你,不管你每天做什么,它是要找地方可以去放箭,而且是四面包围的状况。也就是说,它是带着不信任去看你的,所以这个让我整整有一年时间,觉得蛮沮丧的。

龙应台坦言,她不习惯在一个不被信任的环境里工作。“我以为我没有什么私利的考虑,只是做一个公仆,你为什么不信任我?这是整整头一年半,我每天都在挣扎的状况。一直到慢慢被迫接受,这就是现实。并且接受以这个为前提来工作。大概是两年来,我觉得这是最艰难的一件事情。

这种艰难,甚至有一个阶段让龙应台产生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有时候我难免会思索,我这样一个人,如果要对台湾、对华人世界有任何贡献的话,这是不是我最好的位置?因为写作是我的本位,到底写作是对的事情,还是现在做的是对的事情。”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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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凯汶]

标签:龙应台 野火集 文化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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