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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俊昌:为了不饿死,冒死“包产到户”
2008年10月30日 15:09南方都市报 】 【打印

那几年风调雨顺,还假大空说“天灾”。“刮五风”,蛮干,庄稼还没有熟就收割了,一亩地撒几百斤种子,太密了,粮食浪费了,地里也不产粮了,还继续放“卫星”。干部胡作非为,50多岁的村民,饿得拄着拐棍去犁田,田没犁好。干部说,你这么大年纪连田都犁不好?用枣木棍,把人打得第二天抬回家就死掉了。

1961年以后,因为饿死很多人了,就解散了大食堂,不再几个生产队一起吃饭,开始以生产队为单位。从那时起,小岗就一直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衣食住行都靠国家。

大家劳动的积极性不高,生产队的土地都荒掉了,没有人干。大家吃不饱饭,没力气干活,一顿不吃,两顿不吃还能扛得住,三天不吃哪来的力气?农民的积极性被领导挫伤得太厉害,三年饿死那么多人,大家对干部多少有点看法,所以生产就一直搞不上去。那个环境下,也可以说是政策不好,瞎指挥,有的工作组到小岗来主要就是抓“斗私批修”,他们认为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人的思想问题没解决。一天到晚就是搞什么思想学习啊这些道道,也没时间干活。生产队就一搞一年空。

小岗那时跟附近几个村都一样,大家都出去要饭,也没人干活了。南来北往,听说哪儿好就去哪儿。那个时候在家呆着的吃树叶什么的快饿死了,在外面讨饭多少能要点吃的。

1962年,我还是普通生产队员,受刘少奇的影响,我开始萌发了单干的想法,当时没有公开,在小岗挖了些自留地,大家积极性很高,但是那时刘邓路线受到了批判,种了之后不准收。

不做饿死鬼,18户按手印“包产到户”

我从1962年开始当生产队副队长,后来当了队长。我在那个时候多少有点看法,我们党明明看到国家的现状,在那个环境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敢出来顶这个责任,说句真话呢?我就一直想不通。虽说党解放了全中国,但中国人民饿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抱着老路子。要是一直那样走下去,可以说是自取灭亡。

1971年起以生产队为单位,但生产还是搞不上去。大包干前,整个村年产粮徘徊在3万斤左右,100多人,每个人一年才分到100多斤粮食,根本不够吃,那时什么树皮、青野菜、葫芦秧等田中的作物,只要能吃的都吃了。如果不走“大包干”这条路,我自己、我家的老婆孩子都要饿死。

我从1978年开始,走访了几个老同志讨论怎么解决小岗的温饱问题,也就是怎么救活大家的命。1978年底种麦的时候,几个老同志就说,“只有分田到户,但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刘少奇都被打倒了。”我当时的决心就是,管它倒霉不倒霉,社会主义的车往前拉还是往后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满意了。做饱死鬼强过做个饿死鬼。

刚开始我们打算,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组,如果积极性高就接着干。但分两个组还是有小集体,多少还是有一点矛盾,有些出勤不出力。后来两个组分成八个组,生产队一共120口人,18户,8个组分干就是基本到户了。但还是不行。最后就彻底包产到户。

当时大家按了手印,为什么按手印呢?有老人家提醒我“俊昌,你这个路是走不通的,到时候要成千古罪人”,让我召集大家,问清楚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是不是会怪我。

我觉得老人们说得有道理,就把大家找来,先说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走包干这条路。我就问他们如果走不通,可怪干部?干部倒霉怎么办?大家讨论后就说“如果干部倒霉坐了牢,我们就给干部送牢饭,如果真的杀头枪毙,就把他小孩养活到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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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韩福东   编辑: 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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