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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大包干总进军
2008年10月30日 15:17中国新闻网 】 【打印

在内部的压力之外,还有来自上面的压力。吴象记得,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曾经说,“省委六条”是“条条都在否定大寨”。而面对种种纠缠与重重阻力,万里重视实践、讲求变通的做法,让吴象记忆格外深刻。

1978年3月份召开一个普及大寨县的座谈会,是李先念主持的。按规格要省委第一书记去,万里不去,而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参加,而且嘱咐他:你去开会,带耳朵,别说话,反大寨咱们不敢,学大寨我们实在学不起,听了回来也不用传达,我们还按我们的“六条”办。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但一时无法触及农业根深蒂固的弊病,会议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仍然坚持“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时候万里很强硬,他说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是照抄它的字句。”吴象说。

不久,《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署名为“张浩”的读者来信,在根据国务院一位领导的批示而写成的编者按中,对当时的包产到组等农业政策提出了责难。因为一个编者按,这封普通的来信在很多地方引起了思想混乱。“万里听到广播,赶紧给各个地委打电话,气愤地说:不要听那一套,对生产负责的是你县委,对农民秋天以后生活负责的是县委。如果这个变了,影响了生产,农民没有饭吃,《人民日报》给不给他开饭?是跟你县委算账,还是跟《人民日报》要饭吃?”

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曾经用“一场拔河比赛”来概括1979年到1980年初的形势:“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

1980年初,万里从北京带回新的消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将原来农业政策中“不许包产到户”中的“不许”改为“不要”。一字之差,却为中国农村改革之路打开了一扇门。在万里主持的省委扩大会上,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终于说出了小岗村的秘密。

会议一结束,吴象就陪同万里奔赴小岗。万里见到农户家家储存着数千斤粮食,不由赞道:“这回讨饭庄不再饿肚子了!”

吴象回忆:“老百姓说,能不能让我们搞三年啊?万里说我批准你搞五年,如果吃官司,我给你打官司去。老百姓要送他花生,说以前想送也没有,现在非要送不行。万里穿着军大衣,口袋里都装着这些花生。回来开常委会的时候,放在桌上说,这些是包产到户的成果。”

1980年初春,万里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农业,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吴象随万里回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负责起草与整理农村材料,同时协助万里准备文字材料。

胡耀邦对万里期望很高,他多次引用民谣:“要吃米,找万里!”不无幽默地说:“让万里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嘛!”而且这时,安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取得重大成效,“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势不可挡,从滁县、凤阳、肥西扩展到全省,并开始在全国许多村庄蔓延开来。邓小平也在这一年的5月发表谈话,热情支持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但是争论并没有因此止息,包产到户越发展,一些人反对的声浪就越高。后来万里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在会上,“包产到户”激起了广泛的讨论。反对包产到户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与支持包产到户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针锋相对。杨易辰说,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池必卿则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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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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