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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劳动日一角钱逼着农民往外走:打工潮改变了一代农民
2008年10月28日 20:07万县日报 】 【打印

走进万州区天城镇付沟村,只见公路通到了每个组,几乎家家户户修建起了一楼一底的砖房,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村党支部书记邓大培乐滋滋地对记者说:“我们村多亏了人们纷纷外出打工,才改变了以前贫穷落后的面貌。”

这位现年56岁的村支书,还是村里最先外出打工的打工仔。1979年,村里土地还是集体经营时,年轻气盛的邓大培不安于每天出工挣工分的现状,便开始寻求新的出路。他说:“当时由于农业产量不高,每年集体生产有时辛苦一年还不够填饱肚子,这样干活实在有些不划算!”

据邓大培回忆,当时集体生产每一个劳动日大约折合人民币一角钱左右,加之村里耕地较少,每年分到的粮食也不多,往往辛苦一年到头还不够吃。为了改变家里的窘境,邓大培暗暗决定走出家门去外地闯一闯,找点“外水”钱。

那时是集体生产,人们头脑中还根本没有外出务工挣钱的意识,放下农业生产出去找钱是不是“不务正业”?当过兵见过世面的邓大培找到了当时的生产队长,悄悄说:“反正现在是集体生产,劳动力也有多的,我外出找点其他活做,既不用和大家争工分,也可以减轻全队的经济负担。”

队长反复思考后,认为邓大培说得有些道理,只是当时上面没有对农民外出干活有个说法,他也不敢随便表态。后来,在邓大培多次游说下,队长默许了此事。

邓大培走出家门后,就到附近的一个石油站打工,比在家里干活强了许多。邓大培一家的生活也逐渐好转起来,现在他的儿子和儿媳都纷纷外出到深圳打工,收入一多,生活过得红红火火。

“其实,土地包产到户后,由于劳动力有剩余,大胆地走出去打工挣钱已成了许多农民的共同选择。”付沟村3组农民黄一明说,1985年,他家已有了8口人,虽然弟弟妹妹尚小,但种地已经劳动力大量剩余,抱着外出找点肥料钱试一试的心态,他毅然来到了万州城区一建筑工地打工。尽管那时的工资不高,但比呆在家里干农活还是强了许多。

此后,黄一明外出打工就一发不可收,在建筑工地一搞就是6、7年。1992年,他便到餐馆去学厨师。时间一长,他的手艺也越来越好,如今在万州一滚装船上当厨师,每月工资1200元左右。

“农村人不能光守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要敢于走出去闯,打工挣钱。”黄一明在总结自己的打工生涯时说,在外面打工虽然苦点、累点,但的确是山区农民摆脱贫穷的一条好路子。

政府因势利导做大劳务经济

伴随着农村土地包产到户和改革开放的施行,农民外出打工便慢慢多了起来,并逐渐形成了打工潮。原因主要是:包产到户后,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从土地上解脱出来,生产、生活呈现了较大变化,体现为“三个月种田、一个月过年、八个月清闲”的特征。劳动力过剩、空闲日子多,农民就只好外出找事做,为家里挣点油盐钱。同时,改革开放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市场经济开始席卷国人,农民单纯地种田种地已经不能完全解决温饱问题,迫使农民必须去寻找更多的门路改善生活,谋求致富路。

随着各地城市建设的需要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在城市建筑行业和沿海一些工业经济重地,离不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补充和支持,这就为广大农民外出务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以原来的万县地区棉纺厂和川东麻纺厂为例,1988年,两个厂在全区招收农民工就达2200多人;而当时的万县市几家食品罐头厂每年在生产旺季,均招收季节性临时务工人员2万人以上。市场对农民工的需求量大大膨胀。

据统计,1988年,万县市、云阳、梁平、开县、巫溪和城口共向区外、县外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7.2万多人,占当时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8%,虽然规模和数量并不算大,但外出务工已经成了一些农民的选择。

面对刚刚兴起的打工潮,由于当时受体制和机制等一些因素的制约,农民工外出基本处于盲目状态,大多数人通过“人缘、地缘、亲缘”转移,所以还没有引起政府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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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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