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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思想在近代中国与日本之比较
2010年01月19日 22:02中国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传统伦理道德观念

及国家意识形成条件上的差异

在日本传统的儒家伦理中,君和国两者是相提并论的,忠君报国在理性上是一致的,只有忠君才能谈到报国被视为理所当然。当然,由儒家伦理的忠君观念向近代国家观念的过渡以及近代国家观念的不断巩固是需要条件的,而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变革和后来经济的腾飞都使得这种转化在条件上得到了满足。例如,君主立宪政治体制的确立、士族授产以及大量廉价处理官营企业政策的实行,使许多工商业者感受到了国家给他们的“恩情”,由此产生了一种报答国恩的愿望。特别是以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为后盾,明治政府要求欧美国家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态度日趋强硬,迫使他们不断地做出让步直至完全就范。不言而喻,日本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对企业家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精神鼓舞,国家观念和民族凝聚力随之得到巨大的提高,从而使涩泽荣一的儒商思想论获得了广泛传播的社会条件。

然而在近代中国,儒商思想的传播无论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方面、还是在国家意识形成条件方面,都与日本存在一定的差别。首先,从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方面来看,作为“原生儒学”的中国传统儒学和作为“变异儒学”的日本儒学在价值取向方面存在一定差别,其中最为值得注目的一点就是,中国儒学体系是以“仁”和“孝”为核心的,“忠”要以“仁”和“孝”为前提。显然,中国传统儒学伦理的这种价值排列,意味着它并不像日本儒学伦理那样易于由忠君意识向近代国家观念的转化。其次,从作为万民尽“忠”对象的君主的权威性来看,中日之间也存在很大的不同。如人所知,在日本,天皇具有天赋的权威性。而在中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有德为君”“为政以德”(孔子)“以德行仁者王”(孟子)的主张始终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作为国家君主的皇帝并不具备天皇那样介于神与人之间的偶像性和超脱性,传统的儒学伦理也不主张无条件地为其献身。

其次,从国家意识形成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来看,近代中国则与日本有着天壤之别。其一、尽管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唤起了人民大众的国家与民族的危机意识,自强救国的思想浪潮由此而起,然而一心维持封建专制统治的清廷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思图强和社会变革,从而使国人的爱国主义思潮受到了一次巨大打击。其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了洋务运动,但顽固维持封建专制统治的清廷却无法像日本明治新政府那样,提出一套能够充分适应民族资本发展要求的振兴工商之策,致使搞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收效甚微,结果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致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与西方列强以及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增无减,丧失的主权越来越多,从而导致国家观念和民族凝聚力的空前低落。 因为,在世人看来,就连居于万民之上的朝廷和统治者都置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想的只是委曲求全维持自身统治,那么庶民百姓经商办厂也只能是维持个人生存的需要。显然,在这样一种民族精神状态之下,张謇的言商向儒和“非利而利”经营观念是很难引起大多数企业家的呼应和共鸣的。

官僚制度、企业体制

与社会流行价值观念上的不同

由政府首先承担起发动工业化的任务在近代中日两国有其共同性,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方式,又决定了政府官僚在经济生活中占居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官僚制度以及官僚队伍素质如何,是关系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企业经营方式能否得到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对近代中日两国企业家队伍的构成和思想状态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来看,新政府始终没有放松官僚制度的近代化建设和对官僚队伍的严格管理。新政府建立伊始,就确立了以能力主义为基础的官僚任用方针,规定的选择人才标准是,具有强烈的国家观念和抱负,思想开化,通晓西方各国的情况和事宜。在1885年时,在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之下,政府对官僚任用制度作了改革,实行了文官考试任用制。以此为背景,具有高等学历的大学毕业生开始成为政府官僚的主要来源,他们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都很丰富,且眼界开阔,思想进步,从而使官僚队伍的构成和素质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不仅如此,新政府对于官僚队伍的管理也十分严格。除了用政令告诫百官不得收受贿赂和营私舞弊,要求他们必须以服务为根本宗旨,做到遵守法律、知廉耻、行动谨慎、公私分明、清白公正,还明确规定,“原则禁止官吏及其家族从事经商买卖活动”“仅允许官吏及其家族成为从事修筑、运输、开垦、殖产等事业的企业股东”,等等。正是由于新政府在上述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所以官僚队伍能够担负起自身的使命,他们在国民和广大工商业者心目中有着较高的威信和较好的形象,从而对奉公守法社会道德风气的形成,对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配合关系的建立和工业化的顺利进行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明治时期的政府官僚决非都是大公无私两袖清风的君子,贪污受贿腐败堕落的丑闻也时有发生,但由于在实行殖产兴业的过程中,新政府及时地意识到政府直接参与企业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各种弊端,果断地调整了工业化的组织方式,即在80年代初进行了大规模的企业体制改革,将大量官营企业廉价处理给民间企业家经营,不仅大大刺激了民间从事资本主义企业经营活动的积极性,提高了企业经营效率,同时也限制了官僚滋生腐败的条件。

然而,近代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素质则与日本有巨大差别。众所周知,从明朝时起,官吏选拔任用制度出现了新的变化,即朝廷采用科举制的同时又制定了捐纳制度。捐纳制度开始时并非是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可是到了清朝时,捐纳制度最终演变成了定制。实行捐纳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缓解朝廷财政收入不足,然而它的实行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无穷的危害。其一,大大降低了官僚队伍的素质,导致收贿授贿贪污腐败现象横行于官场。从清末的社会情况来看,在经济上有能力支付重金捐得官职的人大多为商人和地主富豪,这些人与那些苦读寒窗立志治国安邦平天下的科举儒生不同,大都缺乏儒学修养,常常视财如命、惟利是图。他们之所以愿意花钱买官固然与他们迫切希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关,但更为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在一个官僚具有莫大权利的社会里,有了官职就等于有了进一步捞取钱财的资本和工具。因此一旦如愿以偿获得了官职,他们常常毫无顾忌地利用手中的权利大谋私利。其二,严重冲击了传统的重义轻利道德伦理观念,导致崇拜金钱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泛滥。从仕途升迁的角度来看,捐纳比科甲正途得官要容易得多。因此,在世人看来,科举之路已不再像过去那么神圣和具有决定人生升迁命运的力量。因为金钱和社会地位之间的不可逾越的制度性屏障已经被打破,有了金钱就等于有了官职和社会地位,崇拜学识不如崇拜金钱,重义不如逐利,从而极为自然地产生了追逐金钱的强烈欲望。其三,加速了官商不分亦官亦商型社会群体的形成。伴随捐纳制度的实行,拿钱买官成了极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官职有限与候职人员众多之间的矛盾因此而日趋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在洋务运动中兴办起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便成了安排侯补捐员的主要场所。在这些亦官亦商式的人物中,多有不学无术、对洋务一窍不通的混事之人。他们往往把经办洋务当作贪污中饱的利薮,不仅使得洋务企业的经营无法近代化,也使得政府在民众中失去了信任和威信。由此可见,中国近代社会风气的败坏与官僚制度和官僚素质低下密不可分。它清楚地说明:在封建特权尚且得不到任何来自社会方面约束的情况下, 如果一旦官与商之间失去了界线,那么就等于为那些不择手段捞取金钱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使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大发不义之财。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下,要用张謇提倡的那种儒商精神去抵御金钱万能和个人功利主义的诱惑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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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 謇   编辑: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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