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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2009年08月26日 17:55书摘 】 【打印共有评论0

《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一九六○年,我们那时都还在台大外文系三年级念书,一群不知天高地厚一脑子充满不着边际理想的年轻人,因为兴趣相投,热爱文学,大家变成了朋友。于是由我倡议,一呼百应,便把《现代文学》给办了出来。出刊之时,我们把第一期拿去送给黎烈文教授,他对我们说:“你们很勇敢!”当时他这话的深意,我们懵然不知,还十分洋洋自得。没料到《现代文学》一办十三年,共出五十一期,竟变成了许许多多作家朋友心血灌溉而茁壮,而开花,而终于因为经济营养不良飘零枯萎的一棵文艺之树。对我个人来说,《现代文学》是我的一副十字架,当初年少无知,不自量力,只凭一股憨勇,贸然背负起这副重担,这些年来,路途的崎岖颠踬,风险重重,大概只有在台湾办过同仁文艺杂志的同路人,才能细解其中味。

台大外文系一向文风颇盛,开风气之先者,首推我们的学长诗人余光中,那时他早已名振诗坛了。夏济安教授主编《文学杂志》,又培养不少外文系作家。高于我们者,有叶维廉、丛、刘绍铭。后来接我们棒的,有王祯和、杜国清、潜石(郑恒雄)、淡莹等。然而我们那一班出的作家最多:写小说的,有王文兴、欧阳子(洪智惠)、陈若曦(陈秀美),诗人有戴天(戴成义)、林湖(林耀福)。还有许多杆好译笔如王愈静、谢道峨,后来在美国成为学者的有李欧梵,成为社会学家的有谢杨美惠。这一伙人,还加上另外几位,组成了一个小社团叫“南北社”(详情见欧阳子《回忆〈现代文学〉创办当年》)。我们常常出去爬山游水,坐在山顶海边,大谈文学人生,好像天下事,无所不知,肚里有一分,要说出十分来。一个个胸怀大志,意气飞扬,日后人生的颠沛忧患,哪里识得半分?陈若曦老闹神经痛,但爬山总是她第一个抢先上去。王文兴常常语惊四座,一出言便与众不同。欧阳子不说话,可是什么都看在眼里。大家一时兴起,又玩起官兵捉强盗来。怎么会那样天真?大概那时台北还是农业社会——清晨牛车满街,南京东路还有许多稻田,夜总会是一个神秘而又邪恶的名词,好像只有一两家。台大外文系那时也染有十分浓厚的农业社会色彩:散漫悠闲,无为而治。我们文学院里的吊钟一直是停摆的,图书馆里常常只剩下管理员老孟(苏念秋)一个人在打坐参禅,而我们大伙却逃课去办《现代文学》去了。幸亏外文系课业轻松,要不然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来写文章办杂志?而且大家功课还不错,前几名都是南北社的人囊括的。

五九年大二暑假,我跟陈若曦、王愈静通了几封信,提出创办《现代文学》刍议,得到南北社社员热烈支持。于是大家便七手八脚分头进行,首先是财源问题,我弄到一笔十万块的基金,但只能用利息,每月所得有限,只好去放高利贷(后来几乎弄得《现文》破产,全军覆没,还连累了家人)。欧阳子稳重细心,主持内政,总务出纳、订户收发由她掌管。陈若曦闯劲大,办外交、拉稿、笼络作家。王文兴主意多,是《现文》编辑智囊团的首脑人物,第一期介绍卡夫卡,便是他的主意,资料也差不多是他去找的,封面由张先绪设计。我们又找到两位高年级的同学加盟:叶维廉和刘绍铭。发刊词由刘绍铭主笔,写得倒也铿锵有声。叶维廉是创刊诗一首:《致我的子孙们》,气魄雄伟。我们那时只是一群初执笔杆的学生,《现文》又没有稿费,外稿是很难拉得到的,于是自力更生,写的写,译的译。第一期不够稿,我便化一个笔名投两篇。但也有热心人支持我们的,大诗人余光中第一期起,从《坐看云起时》一直鼎力相助。另一位是名翻译家何欣先生,何先生从头跟《现文》便结下不解之缘,关系之深,十数年如一日,那一篇篇扎硬的论文,不知他花了多少心血去译。我们的学姊丛从美国寄来佳作一篇《盲猎》。外援来到,大家喜出望外。于是由我集稿,拿到汉口街台北印刷厂排版,印刷厂经理姜先生,上海人,手段圆滑,我们几个少不更事的学生,他根本没看在眼里,几下太极拳,便把我们应付过去了。《现文》稿子丢在印刷厂,迟迟不得上机,我天天跑去交涉,不得要领。晚上我便索性坐在印刷厂里不走,姜先生被我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将《现文》印了出来。一九六○年三月五日出版那天,我抱着一大叠浅蓝色封面的《现代文学》创刊号跑到学校,心里那份欢欣兴奋,一辈子也忘不掉。

杂志出来了,销路却大成问题。什么人要看我们的杂志?卡夫卡是谁?写的东西这么古怪。几篇诗跟小说,作者的名字大都不见经传。就是有名的,也看不大懂。我们到处贴海报,台大学生反应冷淡,本班同学也不甚热烈,几个客户都是我们卖面子死拉活拖硬抓来的。教授我们送了去,大都不置可否。但也有热心的,像张心漪教授,替我们介绍订户,不惜余力。殷张兰熙女士,百般卫护,拉广告。黎烈文教授对我们十分嘉许,其实只要有人看,我们已经很高兴了。杂志由世界文物供应社发出去。隔几天,我就跑到衡阳街重庆南路一带去,逛逛那些杂志摊。“有《现代文学》吗?”我手里抓着一本《今日世界》或者《拾穗》一面乱翻装作漫不经心的问道。许多摊贩直摇头,没听过这本东西。有些想了一会儿,却从一大叠的杂志下面抽出一本《现代文学》来,封面已经灰尘扑扑,给别的畅销杂志压得黯然失色。“要不要?”摊贩问我。我不忍再看下去,赶快走开。也有意外:“现代文学吗?卖光了。”于是我便笑了,问道:“这本杂志那么畅销吗?什么人买?”“都是学生吧。”我感到很满足,居然还有学生肯花钱买《现代文学》,快点去办第二期。第一期结算下来,只卖出去六、七百本,钱是赔掉了,但士气甚高,因为我们至少还有几百个读者。其实《现文》销路一直没超过一千本,总是赔钱的。因此摊贩们不甚欢迎,摆在不起眼的地方。可是有一位卖杂志的,却是《现文》的知音,那就是孤独国主诗人周梦蝶先生,他在武昌街的那个摊位上常常挂满了《现代文学》,我们卖不掉的旧杂志,送给他,他总替我们摆出来。有时经过武昌街,看见红红绿绿的《现文》高踞在孤独国的王座上,心里又感动、又骄傲。我的朋友女诗人淡莹说,她是在周梦蝶那里买到整套《现文》的。

虽然稿源困难,财源有限,头一年六期《现文》双月刊居然一本本都按期出来了。周年纪念的时候,还在我家开了一个盛大庆祝会。除了文艺界的朋友,又请了五月画会的画家们。像顾福生、庄、韩湘宁都替《现文》设计过封面,画过插画。张心漪老师、殷张兰熙女士也来捧场,大家真是高兴的,对《现文》的前途充满信心。而我们那时也快毕业了,大家回顾,都觉得大学四年太快,有虚度之感。对我个人来说,大学生活最有意义的事,当然就是创办了这本赔钱杂志。家中父母亲倒很支持,以为“以文会友”。确实,我办这本杂志,最大的收获之一,便是结识了一批文友,使得我的生活及见识都丰富了许多。

到了第九期,《现文》遭到头一次经济危机。我拿去放高利贷的那家伸铁厂倒掉了。《现文》基金去掉一半,这一急,非同小可。那一段时期我天天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五内如焚。数目虽小,但是我那时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学生,同学们更不济事。父母亲的烦事多,哪里还敢去扰他们。我跑到伸铁厂好几次,也夹在债权人里跟铁厂索债。别人拿回钱没有我不知道,我那张借据一直存了好几年。有时候拿出来对着发呆,心里想:这个铁厂真可恶,这笔文化钱也好意思吞掉。但杂志总还是要办下去的。幸亏我们认识了当时驻台的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瑟(RichardMaCarthy)先生。他是有心人,热爱文学,知道我们的困境,便答应买两期《现文》。于是第十、第十一期又在风雨飘摇中诞生了。同时《现文》男生也入了营,编务的重担便落到了《现文》女将们身上。《现文》女将,巾帼英雄,欧阳子坐镇台大,当助教,独当一面。陈若曦在外做事,仍旧办她的外交。我们的学弟们,郑恒雄、杜国清、王祯和也正式加盟,变成《现文》的第二代。我在军营里无法帮忙,只有稿援,在那样紧张的生活里,居然凑出了两篇小说来:《寂寞的十七岁》和《毕业》(后改为《那晚的月光》),那是拼命挤出来的。等到女将们出国,朝中无大臣,《现文》的人事危机又到了。十五期半年出不来,形势岌岌可危。一直到我们受训完毕,出国留美,《现文》的形成期终于结束,改为季刊,迈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我临出国,将《现文》郑重托付给余光中、何欣、姚一苇三位先生。余、何一向与《现文》渊源甚深,姚先生则是生力军,对《现文》功不可灭,值得大书特书。除了自己撰稿——他那本有名的《艺术的奥秘》便是一篇篇在《现文》上出现的——又拉入许多优秀作家的文稿来:如陈映真、施叔青、李昂等等。有了这三位再加上《现文》第二代,编辑危机,算是解决。至于财源,出国后,便由我一个人支撑。家里给我一笔学费,我自己则在爱荷华大学申请到全年奖学金。于是我便把学费挪出一部分来,每月寄回一张支票,化做白纸黑字。在国外,最牵肠挂肚的就是这本东西,魂牵梦萦,不足形容:稿子齐了没有?有没有拉到好小说?会不会脱期?印刷费够不够?整天都在盘算这些事。身在美国,心在台湾,就是为了它。这段期间,《现文》开始起飞,渐趋成熟。一方面是《现文》基本作家本身的成长,另一方面是余、何、姚三位在编辑方面,改进内容,提高了创作水准。这个时间,佳作真多。据咪咪(余光中太太)说,三位太太也动手帮忙,写封套、送杂志。《现文》第二代杜国清他们骑脚踏车,奔跑印刷厂,大家干劲十足。我在爱荷华每次接到台北寄来的《现文》,就兴奋得通夜难眠,恨不得一口气全本看完。看到陈映真的小说,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又难过。《壁虎》的作者是谁,我打听。原来是一个还在中学念书的小姑娘,我很诧异。施叔青初执笔便气宇不凡,日后果然自成一家。施家文学风水旺,妹妹李昂后来居上,风格特殊。

此后,《现文》的编辑人事,经过几次大变动,王文兴、余光中、柯庆明都轮流当过主编及执行编辑。这几位编辑劳苦功高,笔难尽述。只有傻子才办文学杂志,只有更傻的人才肯担任这吃力不讨好的编辑工作,而且是不支薪水的。《现文》之所以能苦撑十三年,第一要靠这批编辑们的烈士精神,除了上述几位外,台大外文系的助教王秋桂、张惠,还有中文系的师生都曾出过大力。此外,那时候的作家,对《现文》真是义薄云天,不求稿费、不讲名利,他们对于《现文》都有一份爱心与期望,希望这份文学杂志能够撑下去。七年,《中国时报》余纪忠先生,闻悉《现文》财政拮据,慷慨赠送纸张一年,使《现文》渡过危机。然而在工商起飞的台湾,一本农业社会理想的同仁杂志,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跟我们同时挣扎的《文学季刊》、《纯文学》都一一英勇的倒仆下去。《现文》的经济危机又亮起了红灯。一九七三年世界通货膨胀,台湾的纸价印刷费猛增。我在美国教书的薪水,怎么省也省不下这笔费用来。我有一位中学好友王国祥,也是《现文》的忠实读者,知道我的困境,每个月从他的研究费捐献一百二十块美金,但是两个人合起来的钱,仍然无济于事,第五十一期出毕,我只好写信给当时的编辑柯庆明,宣布《现文》暂时停刊。柯庆明来信,最后引了白居易的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则回以岳飞的《满江红》:“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武穆的这首《满江红》是小时候父亲教授我的,这也是他唯一会唱的歌,常常领着我们唱。后来无论在哪儿听到这首歌,我总不禁感到慷慨激昂。

总观五十一期《现代文学》,检讨得失,我们承认《现文》的缺点确实不少:编辑人事更动厉害,编辑方针不稳定,常常不能按期出刊,稿源不够时,不太成熟的文章也刊登出来。然而《现文》没有基金,编辑全是义务,行有余力,则于编务。我对于编辑们除了敬佩外,绝不敢再苛求。《现文》又没有稿费,拉来文章全凭人情,大概也只有在我们这个重义轻利的中国社会,这种事情才可能发生。因此,除掉先天的限制外,我肯定的认为《现代文学》在六○年代,对于中国文坛,是有其不可抹灭的贡献的。

首先,是西洋文学的介绍。因为我们本身学识有限,只能做译介工作,但是这项粗浅的入门介绍,对于台湾当时文坛,非常重要,有启发作用。因为那时西洋现代文学在台湾相当陌生,像卡夫卡、乔伊思、托马斯·曼、福克纳等这些西方文豪的译作,都绝无仅有。乔伊思的短篇小说经典之作《都柏林人》我们全本都译了出来。后来风起云涌,各出版社及报章杂志都翻译了这些巨匠的作品,但开始启发读者对西洋现代文学兴趣的,《现文》实是创始者之一。译文中,也有不少佳作。举凡诗、短篇小说、戏剧、论文,荦荦大端,名译家有何欣、朱立民、朱乃长等,此外台大外文系助教学生的丰功伟绩也不可抹煞,尤其是张惠,她的翻译质与量在《现文》所占的篇幅都是可观的。

当然,《现文》最大的成就还是在于创作。小说一共登了两百零六篇,作家七十人。在六○年代崛起的台湾名小说家,跟《现代文学》,或深或浅,都有关系。除掉《现文》的基本作者如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及我本人外,还有丛、王祯和、施叔青、陈映真、七等生、水晶、於梨华、李昂、林怀民、黄春明、潜石、林东华、汶津、王拓、蔡文甫、王敬羲、子于、李永平等,早已成名的有朱西宁、司马中原、段彩华。这些作家,或发轫于《现文》,或在《现文》上登过佳作。更有一些,虽然没有文名,而且在《现文》上只投过一两篇,但他们的作品,有些绝不输于成名作家,只可惜这些作家没有继续创作,他们的潜力,已经显著,要不然,台湾文坛上,又会添许多生力军。我随便想到的有:奚淞、东方白、姚树华、张毅、黎阳、马健君等。

《现代文学》的现代诗,成就亦甚可观,有两百多首,举凡台湾名诗人,一网打尽。蓝星、创世纪、笠、星座等各大诗社的健将全部在《现文》登过场,还有许多无党无派的后起之秀。《现文》对台湾诗坛的特别贡献,是四十六期诗人杨牧主编的“现代诗回顾专号”,对台湾过去二十年现代诗的发展成长,做了一个大规模的回顾展。这种兼容并蓄的现代诗回顾展,在台湾当时,好像还是首创。杨牧编辑这个专号,颇花心血,值得赞扬。

《现文》登载本国批评家的论文比较少,但名批评家夏志清、颜元叔、姚一苇、林以亮都有精彩作品,在《现文》发表。夏志清教授,对《现文》从头到尾同情鼓励,呵护备至。他在一篇论文里提到:“《现代文学》,培养了台湾年轻一代最优秀的作家。”

其次,《现文》另一项重要工作,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这要归功台大中文系的师生。《现文》后期执行编辑柯庆明,当时在台大中文系当助教,向中文系师生拉稿,有十字军东征的精神,四十四、四十五两期“中国古典小说专号”从先秦到明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作了一项全盘的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在台湾学界如此受到重视,《现文》这个专号,又是首创。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志清教授那本用英文写成的巨著《中国古典小说》,在《现文》几乎全部译完登出,这本文学批评,在西方汉学界早已成为众口交誉的经典之作,使西方人对中国古典小说刮目相看。

其实五十二期的稿子,当时已经完全收齐发排了,但因经费问题,始终未能出刊。为了写这篇回忆,我又从箱箧里翻出一些有关《现文》的资料来,有一张发了黄的照片,是《现文》创刊时,当时的编辑们合照的,一共十二人:戴天、方蔚华、林湖、李欧梵、叶维廉、王文兴、陈次云、陈若曦、欧阳子、刘绍铭、我本人及张先绪。那时大家都在二十上下,一个个脸上充满自信与期望。自信,因为初生之犊,不懂事;期望,因为觉得人生还有好长一段路,可以施展身手,大干一番。我看看照片下面印着的日期:一九六○年五月九日。算一算,竟有十七年了,而我们这一批人都已进入了哀乐中年。对着这张旧照,不禁百感丛生。我们各人的命运,当初谁能料及?替《现文》设计封面的张先绪,竟先去世,而且还死得凄凉。张先绪有才,译文真好,然而个性内向,太敏感。陈若曦勇敢,又喜欢冒险,所以她的一生大风大险多,回到大陆七年,尝尽艰苦,居然又全家出来了。这就是陈若曦,能做出常人所不能及者。去年她到加州大学来演讲,我们相见,如同隔世,她走路还是那样不甘落后。王文兴、林湖、陈次云都在母校教育下一代,成为台大外文系的中坚分子。叶维廉、刘绍铭、李欧梵在美国大学教书,各有所成,是美国汉学界后起之秀。方蔚华曾执教政大,已为人父。很多年没有见到诗人戴天,去年到香港,他请我吃饭,两人酩酊大醉,因为大家都有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感慨。十七年前,戴天到我家,煮酒论诗,醺醺然,不知东方既白,少年情怀,毕竟不同。十七年,时间的担子,是相当沉重的。欧阳子在美国除写作外,相夫教子,家庭美满,然而却遭天忌,患了严重的眼疾,网膜剥落,双目都动过大手术,视力衰退。一九七四年,我到德州去探访她,我们同时都感到,时间的压迫,愈来愈急促,于是我们觉得要赶快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欧阳子以超人的勇气,在视觉模糊的状态下,完成了她的论文集《王谢堂前的燕子》,接着一鼓作气,又单独编辑了这本《现代文学小说选集》。编选这本集子,欧阳子真花了不少心血,她把《现文》上二百多篇小说全部仔细看过,经过深思熟虑,挑出了三十三篇精作,每篇都加以短评,她的短评,寥寥数语,便将小说的精髓点出,对读者大有帮助,而且她的书后目录作得特别详细完整,书后附有《现文》所有的小说篇名,以及每位作者名下所投《现文》之小说篇目,对于日后研究《现文》小说及作家的人有莫大方便。她这种编选态度之严谨认真,堪为楷模。

重读一遍这本选集的小说,更肯定了我对《现文》的看法,《现文》最大的贡献,在于发掘培养台湾年轻一代的小说家。这本选集中三十三篇小说,大多杰出,可以称为六○年代台湾短篇小说的优秀典例。其中有数位早已成名或日后成名的,但是他们投在《现文》上的小说,却往往是他们最好的作品。如朱西宁的《铁浆》,我认为是他所有短篇中的佼佼者,主题宏大: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形式完整:以象征手法,干净严谨的文字,将主题意义表达得天衣无缝。这真是一篇中国短篇小说的杰作。又如陈映真的名著《将军族》,正如欧阳子所评:“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佳作。”他的人道主义在《将军族》中两个卑微的角色身上,发出了英雄式的光辉灿烂。这一篇,应当是他的代表作。再如黄春明的《甘庚伯的黄昏》,虽然这是他投到《现文》唯一的一篇,但是这篇感人肺腑的小说,以艺术形式来说,我觉得是他最完整的一篇,无一赘语,形式内容相互辉映。还有几篇,在台湾小说发展史上,有其特殊意义。丛的《盲猎》,无疑的,是台湾中国作家受西方存在主义影响,产生的第一篇探讨人类基本存在困境的小说。王祯和的《鬼·北风·人》是他初登文坛,在《现文》所投的第一篇。王祯和以前,当然还有许多本省作家描写台湾乡土色彩的作品。但王祯和所受的是战后教育,国语应用纯熟。他这篇小说台湾方言的运用,以及台湾民俗的插入,是他刻意经营的一种写实主义,他这种乡土写实作风,对日后流行的所谓台湾乡土文学有启发作用,而选集中这篇《鬼·北风·人》则是先驱。但《现文》这本小说选集,另外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是收集了许多篇文名不盛作家的佳品。因为成名作家,个人都有选集,作品不至湮没,但是名气不大的作家,他们这些沧海遗珠,如果不选入集内,可能就此埋没,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是大大损失,因为他们这几篇作品,写得实在好,与名家相比,毫无逊色。例如奚淞的《封神榜里的哪吒》,从中国传统神话中,探索灵肉不能并存的人生基本困境,欧阳子认为:“其表达方式与主题含义,皆具惊人的独创性。”又如黎阳的《谭教授的一天》,我认为是描写台湾学府知识分子小说中的上乘作品,笔触温婉,观察锐利,从头至尾一股压抑的感伤,动人心弦。东方白的《□□》,研讨人类罪与罚的救赎问题,含义深刻,启人深思。姚树华的《天女散花》,刻划社会阶级间无法跨越的障碍,感人之至。综观选集中三十三篇作品,主题内容丰富而多变化,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之式微者,如《铁浆》、《游园惊梦》;有描写台湾乡土人情者,如《鬼·北风·人》、陈若曦的《辛庄》、林怀民的《辞乡》、严的《尘埃》;有刻划人类内心痛苦寂寞者,如水晶的《爱的凌迟》、欧阳子的《最后一节课》;有研究人类存在基本困境者,如《盲猎》、《封神榜里的哪吒》、施叔青的《倒放的天梯》;有人生启发故事(initiationstories),如王文兴的《欠缺》;有赞颂人性尊严者,如《将军族》、《甘庚伯的黄昏》;还有描述海外中国人的故事,如於梨华的《会场现形记》、吉铮的《伪春》。三十三位作家的文字技巧,也各有特殊风格,有的运用寓言象征、有的运用意识流心理分析、有的简朴写实、有的富丽堂皇,将传统融于现代,借西洋糅入中国,其结果是古今中外集成一体的一种文学,这就是中国台湾六○年代的现实,纵的既继承了中国五千年沉厚的文化遗产,横的又受到欧风美雨猛烈的冲击,我们现在所处的,正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空前剧变的狂飙时代,而这批在台湾成长的作家亦正是这个狂飙时代的见证人。目击如此新旧交替多变之秋,这批作家们,内心是沉重的、焦虑的。求诸内,他们要探讨人生基本的存在意义,我们的传统价值,已无法作为他们对人生信仰不二法门的参考,他们得在传统的废墟上,每一个人,孤独的重新建立自己的文化价值堡垒,因此,这批作家一般的文风,是内省的、探索的、分析的;然而形诸外,他们的态度则是严肃的、关切的,他们对于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人有一种严肃的关切,这种关切,不一定是“五四”时代作家那种社会改革的狂热,而是对人一种民胞物与的同情与怜悯——这,我想是这个选集中那些作品最可贵的特质,也是所有伟大文学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这个选集中,我们找不出一篇对人生犬儒式的嘲讽,也找不出一篇尖酸刻薄的谩骂。这批作家,到底还是受过儒家传统的洗礼,文章以温柔敦厚为贵。六○年代,反观大陆,则是一连串文人的悲剧,老舍自沉于湖、傅雷自戕、巴金被迫跪碎玻璃、丁玲充军黑龙江,沈从文消磨在故宫博物馆,噤若寒蝉,大陆文学一片空白。因此,台湾这一线文学香火,便更具有兴灭继绝的时代意义了。

《现代文学》一九七三年停刊,于今三载半,这段期间,我总感到若有所失,生命好像缺了一角,无法弥补。有时候我在做梦:到哪里去发一笔横财,那么我便可以发最高薪水请一位编辑专任《现文》;发最高稿费,使作家安心写作;请最好的校对,使《现文》没有一个错字;价钱定得最便宜,让穷学生个个人手一册。然而我不死心,总在期望那春风吹来,野草复生。其实《现文》这几位基本作家,个个对文学热爱,都不减当年。王文兴写作一向有宗教苦修精神,前年《家变》一出,轰动文坛。欧阳子写作不辍,《秋叶》集中,收有多篇心理小说佳作。陈若曦兜了一大圈,还是逃不脱缪斯的玉掌,又重新执笔,《尹县长》像一枚炸弹,炸得海外左派知识分子手忙脚乱。至于我自己也没有停过笔,只是苦无捷才,出了一本《台北人》,一个长篇,磨到现在。按理说,我们人生经验丰富多了,现在办一本文学杂志,应当恰逢其时。

去年返台,远景出版社负责人沈登恩来找我,“远景”愿意支持《现文》复刊。我跟几位在台的《现文》元老商量,大家兴奋异常。施叔青请我们到她家吃饭,在座有多位《现文》从前的作家编辑,酒酣耳热,提到《现文》复刊,大家一致举杯支持,姚一苇先生竟高兴得唱起歌来,我从来没见他那样青春,那样焕发过。而我自己,我感到我的每个细胞都在开始返老还童。

复刊后的《现文》,我们的期望仍只是一个:登刊有价值的好文学,发掘培养优秀的青年作家。我相信现在台湾的优秀作家,比我们当年一定要多得多。《现文》将继承我们以往兼容并蓄的传统,欢迎有志于文学的作家,一同来耕耘、来切磋、来将《现文》的火炬接下去,跑到中国文学的圣坛上,点燃起一朵文艺火花。《现文》发刊词里有一段话,我引下来,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愿意《现代文学》所刊载不乏好文章,这是我们最高的理想。我们不愿意为辩证“文以载道”或“为艺术而艺术”而花篇幅,但我们相信,一件成功的艺术品,纵非立志为“载道”而成,但已达到了“载道”的目的……

岂容青史尽成灰

一九八二年日本文部省修改日文教科书,企图掩饰洗刷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侵略亚洲各国的罪行。此举引起亚洲各国政府强烈抗议,尤其是全世界的中国人更感愤慨,因为中日战争,中国人民伤亡最惨重,死亡于战乱者达一千五百万,国家元气消耗殆尽,战后劫难旋踵而至。日本政府估计错误,以为三十多年,日军暴行造成的创伤在亚洲人民记忆中已经消退。近年来许多迹象显示,日本人对“大东亚共荣”的美梦并未忘情:国内放映“大日本帝国”影片,尤有甚者,竟修建“满洲国纪念碑”;日本名导演大岛渚最近的一部影片《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国内译为《俘虏》)中,主角日本军官自称曾到满洲“平乱”——意指卢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的心态毕露无遗,难怪亚洲人民对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的意图无限疑虑了。日本右派分子从未停止鼓吹日本重整军备,并且公开尊奉纪念“战死的英雄”,把头号战犯东条英机牌位送进“靖国神社”。相形之下,德国人对纳粹暴行所持态度,迥然不同。前西德总理史密特,曾在犹太人被害者墓前下跪,代表全体德意志民族向犹太人忏悔致歉。也许我们可以结论,毕竟条顿民族比大和民族有良心良知,勇于认错——日本人篡改历史到底是一种怯懦的行为。但事实上德国人即使想篡史也不可能,因为这几十年来犹太人一直锲而不舍,把纳粹罪行的证据,点点滴滴,全部收集存档,有关这场浩劫的书籍、电影、戏剧,林林总总,可谓汗牛充栋,铁证如山,而且不断向全世界公布。犹太人不容许他们的后代子孙忘却这场灭种的悲剧,更不容许德国人翻案篡史。直到今天他们还在追缉纳粹战犯,每年集中营幸存者都会约同从全世界回到以色列追思被纳粹残害的亲友。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最大的受害者,我们的努力比起犹太人真是相差太远。虽然国内已经出版不少有关抗战的史料,但尚未能影响国际,尤其未能影响日本人民,使他们了解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政府所造成的滔天大祸。事实上战后“远东军事法庭”有关日军暴行之证据文件共有七百册,现存日本法务省。当然日本政府不会把这些文件公开,让日本人民知道他们政府的野蛮行为。倒是一九七二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了该社记者本多胜一所著《中国之行》一书,在日本曾引起相当大的震撼。本多胜一一九七一年到中国大陆访问了中日战争期间日军在东北及南京上海几次大屠杀的幸存者,并揭发了日军在东北惨无人道的暴行。沈阳“满洲医科大学”的日本医生把中国人用做细菌试验,注射斑疹伤寒菌到人体内,人还活着便予以解剖,研究体内情况。本多在书中列出当时的实验报告并附详细表格。读到日本医生所写的这些完全客观丝毫不带人类感情的科学报告,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本多并参观了三个东北“万人坑”,这些“万人坑”为埋葬中国矿工所设,不少矿工因生病体弱无法劳动,便被活活扔入坑中任其瘐毙,迄今照片上仍可看到坑中累累白骨。至于“南京大屠杀”那些惨闻,就更加惊心动魄了。几周内,三十余万南京市军民惨遭屠杀。这本书一出,日本知识界颇为震惊,但也有些反应声称:“当时并不知情。”果真如此,日本政府的愚民政策十分成功,难怪文部省要大胆篡史了。希特勒残杀犹太人,然而今日六百万犹太冤魂声讨正义的呼声在世界上何等响亮,而一千五百万中国亡魂又是何等的沉默。我们当然不能靠外国人来替我们申冤,外国人的报导倒是曲解事实的居多。美国学界一直流传着一个荒谬的说法:国民党没有抗日。前时报杂志名记者怀特(TheodoreWhite)报导抗战,把国军说得一文不值。他那本《来自中国的雷声》对国民政府的国家形象损害颇大。他报导当时的状况:士兵营养不良,征兵制度不合理,少数官员腐败颟顸。在抗战后期或有其真实性,但抗战前期中国军民英勇抗敌的事迹呢?民国二十七年“台儿庄之役”国军以少击众,一举歼灭敌军劲旅矶谷、坂垣师团二万精兵,成为抗战第一大捷。二十八年“昆仑关之役”消灭中村正雄旅团,使敌军五年不敢再犯桂南。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亦是同样激烈,战果辉煌。这些著名战役都应写成专书,推往国际。事实上在西方,许多有关二次大战的书籍也是近几年才刚问世。美国公共电视台最近推出一系列二次大战纪录片,颇有教育价值。如果我国即将成立的公共电视台也能仿照美国,将中国战史制成纪录片,相信对台湾的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教育意义重大。记得我在台湾中学念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中日战史一笔带过,这场民族灾祸交代得何等草率,纪录片正可补教科书的不足。

文学和历史都反映时代,如果说历史是理性客观的纪录,那么文学便是感性主观的投射,二者相辅相成。抗战文学正反映了苦难的中国,苦难中中华民族拼死抵御外族入侵的悲愤与辛酸。抗战文学史料的整理,实在是当今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近来国际上对这段期间的文学也渐重视,一九八年巴黎首次举行“抗战文学”会议,去年香港中文大学又举行第二次,可惜两次台湾都没有派代表去参加,中国大陆倒派出不少作家学者,形成一边倒的局势。

《现代文学》同仁有鉴于抗战文学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于二十一期《现代文学》新刊第二十一期。推出“抗战文学专号”。这个专辑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因为抗战文学篇幅浩繁,史料不易搜集,而且格于客观形势的禁忌,抗日期间有些思想左倾的文人作品无法纳入。因此这个专辑的方针乃采取从有限的角度,来反映抗战中国的一斑。已经广为流传的作品,我们没有采用。专辑中的文章多为一些真情毕露的精品,有些是成名的前辈作家,如胡秋原、王蓝、陈纪滢、谢冰莹、卜少夫、刘以鬯、何容、钟鼎文等如今尚在台湾、香港,看了他们的文章,使我们了解到这些前辈作家抗日期间的爱国情操。王蓝先生的《第一封家信》、谢冰莹女士的《台儿庄》、陈纪滢先生给女儿的信、胡秋原先生对青年军的报导,都曾使我深深感动。我们特别感谢夏志清教授赐给我们的长文,这是一篇重要论文,给予端木蕻良以及他的天才之作《科尔沁旗草原》应有的文学评价。这个专辑由郑树森教授主编,他为此花费了惊人的时间与精力。专辑一共四百一十一页,远景出版社不惜工本促成其事。希望这个专辑能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同好研究抗战文学的兴趣,更希望战后一代的青年读者,能够从专辑的文学作品中,去体认我们国家苦难的历史。

中日战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大悲剧。两个文化文字如此相近的民族竟至互相残杀。虽然这场战争的历史背景异常复杂,但是这场劫难的教训我们不能不铭记于心:“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设若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中国人能够团结一致,复国建国,日本人何敢轻举妄动。不幸中原大战,兄弟阋墙,遂予日本军阀可乘之机,狂言三月征服中国。历史的演变真是莫大的讽刺。战败的日本在烽火废墟上建立起一等的经济大国,而我们却“赢得了战争,失去了和平”。犹记一九六六年返台,首次停留日本,看见东京高楼大厦高耸入云,到处车水马龙,一片繁荣,东京街上战后的一代,个个衣履光鲜,神采奕奕,战后的创痛在那些没有记忆的日本青年身上似乎并未留下任何痕迹。我当时心情异常复杂,感触良多,不禁深深觉到历史的无情、不平。中日战争以及台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使得我们对待日本心理矛盾重重。日本的精致文化及物质文明,使得我们羡慕向往,情不自禁;然而历史的伤痕又时常隐隐作痛,使得我们疑惧满腹。仇日媚日都非正途,理性的考察与了解仍属首要。甲午战争,中国败北,清廷尚且派遣成千上万的留学生到日本去学习他们富国强兵之道。今年八月《天下杂志》出了一个日本专访特辑,从各种角度深入报导。格于形势,我们跟日本相生相克的复杂关系,恐怕还会无限延长下去。然而在我们引进日本大汽车厂工业技术之际,我们必须心存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曾经带给我们国家民族无穷灾祸,那一段痛史,毋容篡改,毋容抹煞。

《现代文学》创立的时代背景

——写在《现代文学》重刊之前《现代文学》于一九六○年三月创刊,距离现在,已有二十八年。其间一九七三年出刊到五十一期时,因为经济上无法支撑,一度暂时停刊。三年半后,获远景出版社的支持,得以复刊,又出了二十二期,一直到一九八四年,这本赔钱杂志实在赔不下去了,才终告停刊。复刊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把《现文》创刊的来龙去脉,这本杂志做过的一些工作,以及《现文》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都详尽的介绍过。因为那篇文章写在复刊前夕,心情兴奋,前瞻的欣喜,倒是多于回顾的惘然。现在算算,那也是十一年前的事了。经过悠长时间的磨洗,《现代文学》已渐渐变成了历史。当今大学生看过前一阶段《现代文学》的恐怕已经不多,往年购买《现文》的读者,可能也只有少数藏有全套杂志。近几年,愈来愈感到时间洪流无可拒抗的威力,眼见许多人类努力的痕迹,转瞬间竟然湮没消逝,于是我便兴起了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能够重刊《现代文学》,使得这本曾经由许多文学工作者孜孜矻矻耕耘过的杂志,重现当年面貌,保存下来,作为一个永久纪录。

我常常被问到几个问题:当年你们怎么会办《现代文学》的?为什么你们那一伙有那么多人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你们怎么会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的?如今有了时间的距离,经过一番省思,我对这些问题,可能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我得到的结论是,《现代文学》创刊以及六十年代现代主义在台湾文艺思潮中崛起,并非一个偶然现象,亦非一时标新立异的风尚,而是当时台湾历史客观发展以及一群在成长中的青年作家主观反应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那时我们都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虽然傅斯年校长已经不在了,可是傅校长却把从前北京大学的自由风气带到了台大。我们都知道傅校长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他办过当时鼎鼎有名的《新潮》杂志。我们也知道文学院里我们的几位老师台静农先生、黎烈文先生跟“五四”时代的一些名作家关系密切。当胡适之先生第一次返台公开演讲时,人山人海的盛况,我深深记在脑里。“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仍旧有其莫大的吸引力。“五四”打破传统禁忌的怀疑精神,创新求变的改革锐气,对我们一直是一种鼓励,而我们的逻辑教授殷海光先生本人就是这种“五四”精神的具体表现。台大外文系当年无为而治,我们乃有足够的时间去从事文学活动。我们有幸,遇到夏济安先生这样一位学养精深的文学导师,他给我们文学创作上的引导,奠定了我们日后写作的基本路线。他主编的《文学杂志》其实是《现代文学》的先驱。

《现代文学》创刊的成员背景相当复杂多元,而由这些成员的背景也可以了解到《现代文学》创刊的动机与风格的一斑。我们里面,有的是随着政府迁台后成长的外省子弟,像王文兴、李欧梵及我自己,有的是光复后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长大的本省子弟如欧阳子、陈若曦、林耀福,也有海外归国求学的侨生像戴天、叶维廉、刘绍铭,我们虽然背景各异,但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我们都是战后成长的一代,面临着一个大乱之后曙光未明充满了变数的新世界。外省子弟的困境在于:大陆上的历史功过,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因为我们都尚在童年,而大陆失败的后果,我们却必须与我们的父兄辈共同担当。事实上我们父兄辈在大陆建立的那个旧世界早已瓦解崩溃了,我们跟那个早已消失只存在记忆与传说中的旧世界已经无法认同,我们一方面在父兄的庇荫下得以成长,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得挣脱父兄加在我们身上的那一套旧世界带过来的价值观以求人格与思想的独立。艾力克生(ErikErikson)所谓的“认同危机”(identitycrisis)我们那时是相当严重的。而本省同学亦有相同的问题,他们父兄的那个日据时代也早已一去不返,他们所受的中文教育与他们父兄所受的日式教育截然不同,他们也在挣扎着建立一个政治与文化的新认同。当时我们不甚明了,现在看来,其实我们正站在台湾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上,面临着文化转型的十字路口。政府迁台,经过十年惨淡经营,台湾正开始从农业社会转向工商社会,而战后的新文化也在台湾初度成形,我们在这股激变的洪流中,探索前进,而我们这一代,无论士农工商,其实都正在参与建造一个战后的新台湾。“五四运动”给予我们创新求变的激励,而台湾历史的特殊发展也迫使我们着手建立一套合乎台湾现实的新价值观。这一切都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进行着,我们成长的心路历程也有其崎岖颠簸的一面。

一国的新文学运动,往往受了外来文化的刺激应运而生,历史上古今中外不乏前例。唐朝时中国从印度大量输入佛经,佛经的译介,基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王维的诗、汤显祖的戏曲、曹雪芹的小说都是佛教文化熏陶下开放出来的灿烂花朵。我们中国人最足以自豪的《红楼梦》,其实也不过是佛家一则顽石历劫的寓言。“五四”的新文学基本上也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刺激而诞生的。鲁迅、巴金、曹禺、老舍、徐志摩等人没有一个不受过外国文学的影响。六十年代初,我们在外文系念书,接触西方文学,受其启发,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但在西方文学的诸多流派中,现代主义的作品的确对我们的冲击最大。十九世纪末以来近半个世纪现代主义波澜壮阔,蔚为主流,影响到西方各种艺术形式。要言之,现代主义是对西方十九世纪的工业文明以及兴起的中产阶级庸俗价值观的一个大反动,因此其叛逆性特强,又因欧洲经过两次大战,战争瓦解了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动摇了西方人对人类、人生的信仰及信心,因此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中对人类文明总持着悲观及怀疑的态度。事实上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所经历的战争及革命的破坏,比起西方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的传统社会及传统价值更遭到了空前的毁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化危机跟西方人的可谓旗鼓相当。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叛逆的声音、哀伤的调子,是十分能够打动我们那一群成长于战后而正在求新望变彷徨摸索的青年学生的。卡夫卡的《审判》、乔伊思的《都柏林人》、艾略特的《荒原》、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以及当时人人都在争读的加缪的《局外人》,这些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我们能够感受、了解、认同,并且受到相当大的启示。二十多年后,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在台湾逐渐式微时,海峡的那一边,中国大陆的学界文坛却出人意料之外的燃起了“现代主义”的火苗,尼采、萨特的哲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以及卡夫卡的小说在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竟然成为了畅销书,大陆剧作家高行健的“荒谬剧”在北京上演,场场客满,观众多为学生。经过“文革”,大陆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开始在反省深思,摸索探求在寻找新的文化价值了。卡夫卡的《审判》能够引起大陆读者的认同是能理解的,《审判》简直可以说是“文革”的一则寓言,而“文革”本身就是一出最大的“荒谬剧”。“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危机的产物,所谓乱世之音。而这一代的大陆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于重重危机之中,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我们在外文系研读西洋文学的同时,也常常到中文系去听课。记得那时我们常去听郑骞老师讲词、叶嘉莹老师讲诗、王叔岷老师讲《庄子》。其实不自觉的我们也同时开始在寻找中国的传统。这点使得我们跟“五四”那一代有截然不同之处,我们没有“五四”打倒传统的狂热,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阻力到了我们那个时代早已荡然。我们之间有不少人都走过同一条崎岖的道路,初经欧风美雨的洗礼,再受“现代主义”的冲击,最后绕了一大圈终于回归传统。虽然我们走了远路,但在这段歧途上的自我锻炼及省思对我们是大有助益的,回过头来再看自己的传统,便有了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感性,取舍之间,可以比较,而且目光也训练得锐利多了,对传统不会再盲目顺从,而是采取一种批判性的接受。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毕竟要比“五四”时代冷静理性得多,将传统融入现代,以现代检视传统——我们在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过程中,大家都经过了一番艰苦的挣扎,其实这也是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再造的大难题,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都命定要卷入中西文化冲突的这一场战争中。

我们战后成长的这一代,正处于台湾历史的转折时期,由于各种社会及文化因素的刺激,有感于内,自然欲形诸于外,于是大家不约而同便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起来。那时我们只是一群籍籍无名的学子,当时台湾的报章杂志作风比较保守,我们那些不甚成熟而又刻意创新的作品自然难被接受,于是创办一份杂志,刊载我们自己以及其他志同道合文友们的作品,便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了。事实上,这股创造台湾新文学的冲动,并不限于台大外文系的学生。五十年代后期,《现代诗》、《蓝星》、《创世纪》等几家现代诗刊早已发难于前,做了我们的先驱,而政治大学尉天骢等人创办的《笔汇》也比我们略早发刊。可见得六十年代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孤立偶发的现象,而实在是当时大家有志一同,都认为台湾文学,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现代文学》是同人创办的所谓“小杂志”,我们当时完全不考虑销路,也没有想去讨好一般读者的趣味,所以这本杂志走的一直是严肃文学的路线。因为曲高和寡,销路不佳,始终亏损累累,但是却因此保持了我们一贯的风格。我们那时虽然学识不够,人生经验也很幼稚,但我们对文学的态度,却是绝对虔诚的。我们那时写作,根本谈不上名利,因为《现代文学》的销路一直在一千本上下,引不起社会的注意,而经费又不足,发不出稿费。我们那时努力创作可能也抱有年轻人的一种理想与使命感吧,要为台湾文学创立一种新的风格。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初在《现代文学》那本冷杂志上面壁十年,对日后的写作生涯倒是很有益处的。惟其没有名利的牵挂,写作起来,可以放胆创新,反正初生之犊,犯了错误也不足挂齿。那一段时期的磨炼,确实替我们扎下了根基。现在台湾的报纸杂志多了,稿费高,奖金多,青年作家成名太快,可能对他们的创作不一定有帮助。文学创作的确是一番艰辛而又孤独的自我挣扎,自我超越,不宜揠苗助长。六十年代那种严肃而又朴素的文风,倒不禁令人怀念起来。

《现代文学》的创立,对我个人来说,最有意义的是结识了一大群志同道合的文友,大家同时在一本杂志上耕耘,无形中也有一种互相激励的作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以文会友”吧,那的确是一种乐趣。最难能可贵的是在《现代文学》上投稿的作家,各人的文风各异,文学观也不尽相同,彼此居然相安无事。我想不起我们之间曾经为了文学观点互异而起争执的事情,这简直近乎奇迹,试看看早期在《现代文学》写稿的这份作家名单:写小说的有丛、刘大任、朱西宁、蔡文甫、王祯和、陈映真、黄春明、施叔青、李昂、林怀民、七等生等以及《现文》几个基本作家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跟我自己,诗人也有一大群,各路人马,会集一堂,竟然能够“和而不同”,我想那是因为当时大家对文学都有一个共识:文章是千古事、不朽之盛业。在这个大前提下,个人之间的歧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大家各说各话,互不干扰,一时倒也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的局面。《现代文学》虽以“现代”为名,但并非定于一尊,虽然那时还没有“乡土文学”这个名辞,可是一些后来被认为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早已在《现代文学》上出现过了,“现代”与“乡土”在这本杂志上从来就没有对立过,而往往一篇作品中,这两种要素并立不悖,文学本来就有无限的可能性,以现代手法表现乡土感情,也是其中的一种。例如在《现代文学》上发表的王祯和的第一篇小说《鬼·北风·人》就是一篇道地乡土而又完全现代的杰作。

六十年代走严肃文学路线提倡实验创新的杂志不多,《现代文学》在那段期间提供了一块文学园地,让一大群有才华有理想的青年作家,播种耕耘,开花结果,日后大都卓然成家,成为台湾文学的中坚。这,恐怕就是《现代文学》最大的功劳了。稍后《文学季刊》创刊,也培养了不少优秀作家,并且开创了一个新的创作方向。到今天我还记得有几位作家的初创首篇在《现代文学》上发表时,令我感到的惊喜之情。有一天在台大文学院的走廊上,有三个低我们一班的学弟来找我,要投稿到《现文》,那就是杜国清、郑恒雄(潜石)和王祯和。我拿到王祯和的处女作马上跟王文兴几个人传阅欣赏,大家惊叹不止,我那时好像已经看到王祯和的未来。我的画家朋友顾福生拿给我一篇小说《惑》,是他的女学生写的,那个女孩子只有十六七岁,我颇为讶异,我说那篇小说很怪,那个女孩子有怪才,我拿去《现文》上发表了。那个女孩叫陈平,就是日后的三毛。许多年后,三毛才吐露,原来就是因为《惑》的发表,她才决定弃画从文,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从前我只知道奚淞是个才气纵横的青年画家,并不知道他也有文才。有一次他很淡然的告诉我,他写了一篇小说,要我看看。我一看,大吃一惊,《封神榜里的哪吒》像一颗光芒四射的夜明珠,令人目为之眩。那是一篇我自己也想写而没能写出来的寓言小说。我在美国接到二十三期《现代文学》,有一篇小说《壁虎》,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篇小说写得慓悍,我以为是男作家写的,向姚一苇先生打听,原来施叔青竟是个在中学念书的女生。这些发现,都曾带给我莫大的喜悦。那些作家那时都那样年轻,而且一出手就气度不凡。《现代文学》的确发表了不少优秀的短篇小说,那些作品有的到今天还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随着台湾社会转型,八十年代工商起飞,同人办的文学杂志在台湾的生存空间几乎接近于零。多元化的工商社会朝气蓬勃,勇往直前,但也有其飞扬浮躁,急功近利的一面。台湾文学的发展,一直是我最关心的一件事,总希望台湾文学茁壮结实,蒸蒸日上,爱之深,责之切,就不免有许多杞忧。于是我便想如果能将《现代文学》重刊,将《现文》作家群从前那种不问收获的垦荒精神再现给台湾的青年读者,也许对一些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年轻人产生一种鼓励,因为他们现在的客观条件毕竟比我们当年优越得多,如果他们也肯披荆斩棘,苦苦耕耘,成就一定远超过我们。这个宏愿,终于能够实现了。去年夏天在台北遇见了允晨出版社的负责人吴东升及林伯峰二位先生,他们对文化事业的推展,满腔热忱,他们赞成我的构想,同意重刊《现代文学》一至五十一期。他们尊重《现代文学》一贯的精神,此次重刊,不以营利为目的,若有盈余,可能设立文学基金,奖励青年作家写作出版。最重要的,重刊的《现代文学》将有低价的普及本,让青年学生也有能力购买。这次重刊,先出一至五十一期,因为前期的《现代文学》早已没有存书,历史价值也许比较大些,日后有机会,再将后期的二十二期补齐。当然,后二十二期也有许多重要的作家及他们的作品:马森、黄凡、陈雨航、吴念真、宋泽莱、蒋冲等,而且几个专辑“文革文学”、“抗战文学”,也有其特殊意义。

这次《现代文学》能够重刊,丘彦明的功劳最大,这位《联合报副刊》、《联合文学》的名编辑,不辞劳苦,自告奋勇,策划《现文》重刊。她花了不少时间精力编纂作家及作品的生平索引、大事年表等等,而且又力邀当年《现文》的作家及主编,撰写《〈现代文学〉与我》,回忆当年在《现文》投稿及编辑这本杂志的情况,他们这些文章,日后都将成为台湾文学的重要史料。《现代文学》的成长,与我自己的写作生涯可谓唇齿相依,为了这本杂志,我曾心血耗尽。对它,我是一往情深,九死无悔的。

摘自白先勇文集《第六只手指》文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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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先勇   编辑: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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