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金庸从政济世的念头何时产生的呢？

答曰：起自幼年。

象任我行那样大政治家所必备的‘霸气’，金庸并不缺乏。

金庸7岁入学，12岁时受教于龙山小学堂陈未冬先生。50年后，金庸致信恩师：“我年少顽皮，自封为‘独裁者’，老师颇加优容，此时思之，仍感汗颜”。

12岁少年，而以‘独裁者’自视，那绝对不是‘年少顽皮’的问题——此子志向恐不在小。

‘独裁者’与某人的‘春来我不先开口，那个虫儿敢作声’如出一辙，只是更直白，更加有恃无恐。

金庸后来在他的明报，做了具体而微的‘独裁者’，正是本性难移。他说沈宝新先生（他的合作者）‘对我的意见从来没有驳回过’。报纸是金、沈两个人出资办的，大方针总决策，从来都是金庸一人说了算。此后，他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存在‘新闻自由’，不惜拿自己说事：“我管《明报》其实是很独裁的，不管谁投的稿件，我拿起来就改，从头改到尾”。而据《明报》旧人李文庸揭发：“明报机构上下百余个职员，在背后都以‘主上’称呼他（金庸）。”

又据常年为《明报》撰稿的林燕妮女士观察：“查良镛谈吐温文，但性格可说是刚多于柔，强多于弱。《明》系是他的王国，他的作风有点像帝王，永远礼数周到，但休想影响他的决定一分一毫。他是个天生便有权术的人，在他的王国内，没有人能逃得出他的五指山”。

林燕妮的老相好黄霑则说金庸“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

1941年金庸在《东南日报》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与《人比黄花瘦》，文风剽悍，盈溢着一股浮躁凌厉之气。两文都出现‘伟大’一词，一个17岁的少年文学爱好者，却全无‘为赋新词强说愁’迹象，尤其后一篇文字：

“我是对现代一切吟风弄月，缺乏战斗精神的思想提出抗议，我控诉那种自我怜惜的心理……人家的同情只能证明你是一个弱者，失败者……失败者那种企图得到别人怜悯的心情，实在是充分卑劣的”。

如果现在有人拿这样两篇文章，不告知何人所写，让我预言这个少年的未来，我绝对料想不到他成年后会成为小说家。

1943年，金庸考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作了‘天子门生’（蒋中正挂名校长，陈果夫主持校务）。

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也考取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四川大学的外文系”，为何舍彼而取此？据他自称：“经济上负担不起，而中央政治学校不收费，我便去了”。

金庸所言，或许是真，不过经济问题是他选择‘政校’的唯一考虑？大可存疑。莫非他在报考时对各校收费情况一无所知？

金庸选择的专业则是‘外交’，当1943年金庸入学时，中国空前地融入国际社会，国际地位大幅提高：

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中国收回租界，取消了‘治外法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获得了‘关税自主权’，废除了百年来各种不平等条约。 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轰动美国朝野。1943年10月30日，中美英苏“四大强国宣言”通过，倡议战后建立联合国，建立世界安全体系。中国两年后也就相应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获得了对安理会决议的‘否决权’。 1943年11月蒋宋与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会谈，通过了《开罗宣言》，郑重宣告：“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