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生平钦仰的历史人物，是范蠡、张良。范蠡、张良，何许人物？帝王师也！而他们又‘在大吵大闹之后飘然而去’（金庸评语）。范、张二人，是大政治家，但他们是那种稀有物种的‘权力欲淡薄’的政治家。

不能像范蠡、张良，先在政坛‘大吵大闹一通’，就只得‘飘（黯？）然而去’，是金庸此生永久的遗憾。

这次求职不遂的经历成为金庸一生的转捩点。

从12岁到26岁，金庸一直在为踏上仕途作准备，从未偏离轨道。具备如此卓异的文学天赋，却没有小说创作，不写诗，不编剧，散文寥寥……

1950年，金庸仕途绝望，51年老父被枪杀，此后金庸开始真正把精力投入文艺创作，作影评、编剧本、写小说，‘金庸’之名，横空出世……

1966年4月，金庸应罗孚邀约，在《海光文艺》刊出一篇短文《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30年前那个以‘独裁者’自视的查良镛如今谦卑地表示：“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说话人’，近代的‘说书先生’）……写这种小说，自己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社会一般观念‘说书先生’算不得多么高尚的职业，金庸在‘自娱’之余，心中不能没有怅惘、郁结。

浙江海宁虽蕞尔一小邑，却是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近代以还，最特出者，厥为王国维先生。把元杂剧提到与唐诗、宋词等同的高度来研究、评价，他是学术界第一人。在《宋元戏曲史》中，静安先生指出：“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

金庸生性喜爱戏剧性强的文学作品，同乡大儒的著作更是必读。他对《宋元戏曲史》一定极为熟悉。那么，金庸的‘自娱娱人’与王国维指认的元剧作者的‘自娱娱人’，会毫无关联吗？

如今，关汉卿的文学巨匠地位已经确立，成为常识、共识。但在他死后600年时间内，一直不为文苑仕林承认，人们充其量把他的剧作看作消闲佳品。这与今日金庸小说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相仿佛。尤其元杂剧的大师们是因为蒙元政权长期停办科举，仕途绝望之后，才走向瓦肆勾栏，从事这种下贱、很没前途职业的，这与金庸的经历更是如出一辙。

知识分子地位低贱，古时以元代为最，所谓‘八娼九儒十丐’，稍嫌夸张，大体如是。到了金庸发表《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的那一年，‘臭老九’的尊号虽然还没有出世，但‘读书越多越蠢’早已成为既定主旋律。作为传统文化的宝爱者，金庸如何能不起‘异代同符’之叹？

1970年，陈世骧教授致函金庸：“当夜只略及弟为同学竟夕讲论金庸小说事，弟尝以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其实，在此前4年，金庸已经（也许在潜意识里）用王实甫、关汉卿、马致远等人的经历、怀抱来安慰自己。陈先生的信，相信会使他产生“读者遍天下，知己此一人”的感慨，因此他不寻常地在78年结撰的《天龙八部。后记》中对故友深致缅怀，若不胜情。

少年时的梦，太难忘却。金庸于是别开生面，‘夹带私货’，在武侠小说中居然融入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观感。2000年，金庸在岳麓书院演讲时提到：从《天龙》之后，自己‘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