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导师”李泽厚寂寞中独行 被指不懂人情世故
2010年06月14日 13:37 新京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我本平凡 李泽厚

生于1930年6月,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著名哲学家、美学家。

骄人业绩

成名于上世纪50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

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论语今读》等。

本真语录

有人说我已在美学上远超朱光潜,哲学上远超冯友兰。我心里倾向接受,口头却连说不敢,我还没想清这到底是我的谦虚还是虚伪。

经典评说

虽然已事隔二十年,我仍然记得读李泽厚时的那份心情。那时,李泽厚每有新作发表,朋友间都要奔走相告。

———易中天

在那个年代,文化热、美学热风行的年代,他被青年人尊为“精神导师”。

他的一位前同事回忆,那时要是李泽厚在哲学所上班,办公室就挤满了全国各地的拜访者,和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挤不进去。

而当“文化热”退潮,他也被人淡忘。据传,前些年他去大学讲课,有学生误把告示上的“李泽厚”当作“李泽楷”。

但李泽厚知道,他的书与他的美学,已穿越了厚重30年。而他对此感到满意。

10月16日,北京的家里,“美学宗师”李泽厚裹着睡衣深陷在躺椅里,笑容像满足的、满脸皱纹的婴孩。

79岁了,他的黑眼睛闪着光。

他的眼光游离在窗外,始终不看来访者的眼睛。只有在争论的时候,才会移回视线———他一直说,自己不善与人交流。

他年轻的样子一并和《美的历程》留在了中国的80年代,是那个时代里的惊叹号。

自由之精神

自由。李泽厚说这个词会贯穿于自己生命的始终。

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争取更多的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

他最怀念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研究员的日子。“不怎么去上班,大多时间呆在家,看书,写文章。”他描述那时的状态。

他甚至一度住进了太太的宿舍,居委会因为看他整天赋闲在家,而去调查追问。

他也不按领导的指示写文章,被批了好几次,也被冠以“异类”之名。

这与那个时代所倡导的精神格格不入。

“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烦琐的东西,恐怕都应追溯到穷困、认真、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李泽厚曾在接受访问时说。

那个需要越过一条河去书店站上一整天的青年时代,留给他的是自由之精神。

写那本在80年代引发轰动的《美的历程》,李泽厚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他并没有坐在书桌旁苦思冥想,等待灵感。他比谁都清楚,他“不会有什么灵感”,他也“从来也没有过灵感”。如果三五天过去无法成稿,他会选择放弃。

“我从来没有废稿。”他笃定地说。

这种率性而为同样表现在他的晚年。

比如他对所有拜访者奉上三条准则:不开会、不讲演,不上电视。

“我讨厌强光刺激和正襟危坐。”他说,这些录制电视节目的体验和姿态,是他极为厌恶的。

他还立志不做寿。

那些“活到90岁、100岁”的祝词,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这些只是废话而已。”

他似乎活在激流之中的岛,观赏着他人逆流、顺流的生命。

而他的经历,也已经被人观赏赞叹过无数次。

美的烙印

李泽厚与他的书缔造了80年代有关“美”的一切想象。

1981年出版的《美的历程》,十余万字薄薄一册,却一时“洛阳纸贵”,让无数青年夜不能寐。

“80年代的每个学生宿舍里,总能翻检出我的《美的历程》。”他咧着嘴笑,不掩自豪。

“龙飞凤舞”、“青铜饕餮”、“魏晋风度”、“盛唐之音”……单单是章目词句,就已带来了荒芜之外的新天地气息。

从远古图腾谈起,一路走过五千年文明,触摸青铜之美,感受楚辞汉赋,聆听盛唐之音……二十多年后,易中天仍记得那时的激动:“《美的历程》是可以当作艺术品来看待的,让我怦然心动。”

那时的李泽厚去北京大学哲学系座谈,然后在学校食堂就餐,成千上万的孩子发现了他,纷纷围拢过来。

人们说,李泽厚让整个北京大学“万人空巷”,食堂成了北京大学最拥挤的课堂。

李泽厚称自己的生平有两样最满意,“一是写了30年的书,那么多人读,而且现在也有人读。”

第二个满意就是去美国之后适应全英文教学的环境。

他也深谙可以成为一代美学大师的原因:“时势造英雄,英雄也影响时势。”

何况那是一个解除种种禁锢、崇尚优美阅读的年代。

政治化、口号式的语言一去不复返,朦胧诗、尼采、叔本华、歌德、康德跳上青年的案头。

有人描述那个年代:“人们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带着自由的火焰奔走呼号,即使餐风露宿,即使泪洒街头,也在所不辞。”

有人赞李泽厚似乎总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引领学术界的目光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美学热”的兴起与他脱不开干系、而“文化热”的浪潮也与他有关。

而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涉足中国思想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让一个时代的青年开始贴着地面飞行”。

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李泽厚留下了自己明显的烙印。

静悄悄地写作

追溯李泽厚的一举成名,都会提及1956年的美学大讨论。

在1956年的美学争论中,26岁的李泽厚发表《论美感、美和艺术》一文,提出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批评了当时鼎鼎大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和蔡仪的观点。

这其实并非是青年的莽撞之举。

“其实在那之前我就很有名了。”他会更正,“我从大学一、二年级就开始学术研究了。”

他承认20岁时成名的欲望很强烈。而成名之后,“带来的却都是坏处。”

反右运动开始,他因去敦煌考察壁画,躲过了揭发高峰,成为“漏网右派”。

“文革”时期,他俨然一个“逍遥派”,不介入任何争论,用红宝书盖着康德,进行着自己的研究。

“我一直设法躲避运动。”他笑言。

静悄悄地写作。这是他给自己的定性。

他说有人劝他写自传,但他拒绝。

“不想回忆,回忆只会带来沉重的痛苦。”他说,“但痛苦不会忘记。”

对于他而言,痛苦是儿时小康家庭中落带来的困顿体验,也是成年后下放干校时为上工不迟到睡在田地的慌张与仓促。

上世纪90年代初,他远赴美国一所大学任教。

“当时心理负担极重。”他发出啧啧声。

从最初面对课堂上学生的提问怀疑自己会听不懂,到后来被评为“名誉博士”,他觉得努力的结果,是他生活里的一小段辉煌。

寂寞中独行

在李泽厚去美国讲演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称赞他:“每一代人总要有几个人,钱钟书那一代有他,而你这一代有你。”

“我受宠若惊,连说三个不敢当。”李泽厚回忆往事。

对于这个被学界公认为骄傲的学者的称赞,他觉得分外难得。

但有多少赞誉,就有多少流言。

“有人说我性格孤僻,骄傲,不爱与人交往,不懂人情世故。”李泽厚不掩饰这些评价。

他将这种性格里的特征归结于A型血的外显:性急、失败和挫折感强,不善与人交往,以自我为中心等。

曾经他试过独自上街购物,却以与售货员吵架而告终。

至于壮丽事业的背后躲着一个孤独的灵魂,他也觉得是“完全无所谓”的。

他曾一度怀疑自身患上一种疾病,无法辨识人脸和声音。即便那人前一天与他共进晚餐、促膝长谈,第二日他再见也觉得陌生。

“搞得很狼狈。”他抱怨道,有些无辜的模样。

但这并不意味着困扰,对他来说,熟悉的人不会因此疏远,陌生的人只会更加陌生。

比起“顾盼自雄”,他更愿意称自己是“踽踽独行”。

他有几个挚友,却从不主动去探望。

他不爱热闹,只享受寂寞。

他说他临死之际更愿静悄悄离去,只希望家人看到。

这个拒绝与社会发生过多联系的老者,却依旧期待着“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看我的书”。

□文/本报记者 朱柳笛

(本文原发表在2009年10月21日新京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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