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在中苏论战的高潮中，人民出版社组织出版了一批“灰皮书”，即“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著作，作为“反面教材”供内部参考使用。对这一工作，毛泽东很重视。

“灰皮书”编辑出版工作是怎样开始的？和中央高层有什么关联？“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后，“灰皮书”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和归宿？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中央编译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室（简称“国际室”）负责编译“灰皮书”的郑异凡，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我们讲述了“灰皮书”的来龙去脉。

“灰皮书”的由来

“灰皮书”的编译、出版，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康生具体负责。

毛泽东历来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重视“反面教材”，包括“老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对此有过多次指示。这些指示通过当时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传达给我们，而我们就按照上面的布置开展工作。

1960年底，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兼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处长王惠德兼任副局长。从那时候起，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就和中央，特别是中宣部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深深地卷入到中苏论战当中。王惠德曾一再向我们强调，“要当好中央的耳目”，“要做中央的书箱子”，中央需要什么，就能提供什么。王惠德还专门针对国际室的工作说：我曾问过许立群，编译局国际室要做些什么事。许立群说康生告诉他，过去编译局编过一本《伯恩施坦考茨基言论选》，毛主席看了，很有兴趣。但康生说这个本子太简单，他那里还有些德文的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书，要许立群拿给编译局，重新编一本详细一点的言论选。

我们编译“灰皮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根据我们的推荐，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著作的单行本，如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鲍威尔的《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的《俄国局势真相》、《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评传》、《苏联的发展问题》等。这些书有的是由我们翻译的，有的是由人民出版社找人翻译的。

这些书统称为“灰皮书”，据说其名称和发行办法是康生提出的。康生说，这些“坏书”用一种颜色纸做封面，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坏书了。

这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工作，因为它需要运用不同的语言挑选每个人有代表性的著作，然后翻译加工。由于材料缺乏，有时得从几十年前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上去找。例如我们编布哈林、托洛茨基的言论，就一页一页地查看了几十年的《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当时编译局工作人手不够，需要其他单位给予支持。1962年11月8日，康生根据许立群的要求，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呼吁：“主席要我们编修正主义文章汇编，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这些人的著作，要有系统地出一些书。正在做，有一个计划。12月可出第一批书。请外省同志帮忙，支援德文、英文人才。”

1963年底，人民出版社又出了一批“灰皮书”。康生对中宣部的姚溱和包子静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主席讲了几年了，现在总算出了，你们要把这些书收集齐。

“灰皮书”的出版确实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中央办公厅的逄先知曾电话通知，“灰皮书”的购书证要送给江青；以后还通知说，“灰皮书”每次要送主席秘书林克同志若干本（两本或三本）。

由于《真理报》在“灰皮书”编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引起中央重视，决定影印复制编译局收藏的全套《真理报》。《真理报》的影印使我国各大图书馆和研究机关拥有了一份极为重要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