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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皮书”:中苏论战中的“反面教材”
2009年06月10日 20:34百年潮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灰皮书”的归宿

岁月流逝,“文化大革命”后,这套“灰皮书”从内部资料变成了人民出版社全国知名的品牌书,从“反面材料”变成了研究国际共运史和国际政治的必读书,不仅推动了国内国际共运史和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对提高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产生了积极影响。我个人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我没有写过几篇文章,大量的时间和经历都投入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上了。由于当时的环境,我们整理的材料现在看来自然存在不少问题。不过,我们从事的第一手资料的收集编译工作,给我们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形成了中央编译局国际室(现在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的独特风格:比较熟悉马列著作,拥有坚实的历史资料,能熟练地使用外语。

曾经听到外面的同志议论,说你们只需搞资料的编译就行了,研究可以由我们来做。殊不知,搞资料本身就是研究工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绝不能把研究同资料工作割裂开来。我自己在编译过程中就大量接触到这些人物的资料,对这些人物有较多的了解,在这过程中开始形成自己的判断,对他们的思想作出自己的评价。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在“灰皮书”的基础上,我们又编译出版了一些“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著作,作为一般图书出版。例如,我和余大章合作翻译了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公开出版布哈林的著作。如果说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就,那么应当说,这首先得益于“灰皮书”的编译,以及其他的资料整理工作,使我们可以厚积薄发。

1988年,我出席在联邦德国举办的“布哈林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带去了我们在《布哈林言论》基础上编译的三卷本《布哈林文选》,在会上展览,引起各国学者的广泛注意。因为这是当时也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选收文章资料整理最多的布哈林的选集。

1990年,我出席由联邦德国左派学者举办的“托洛茨基问题国际学术会议”。会上有一位西方学者以轻视的态度说,你们苏联和中国学者没有可能谈论托洛茨基问题,因为你们连他的著作都不可能看到。这话击中了当时苏联学者的要害,与会的苏联学者中除了一位来自马列研究院的学者能够进入苏共党务档案馆,看到托洛茨基的东西以外,其余学者是难以看到托洛茨基的著作的。我就发现一位苏联与会学者写的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由于没有看《托洛茨基自传》而出现明显的错误。但是中国情况不同,我当即站起来发言,详细列举了中国在解放前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和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即“灰皮书”)。这位学者继续追问,中国学者能看到吗?我告诉他,“灰皮书”是内部发行的,但凡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都可以看到。

“灰皮书”的出版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也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人已经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到世界各国的各种著作,出版社也无须采用“灰皮书”的形式出书了。不过,我还是希望有人、有出版社热心于各种思潮、各种学说的资料编译出版工作。■摘自《百年潮》2006年第7期郑异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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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严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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