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个学术会议上，有一位境外学者问在场的内地同行：“在六七十年代，你们有没有可以算得上稍微像样一点的人物？”面对这样一个挑战式的问题，一位老学者慢慢地站起身回答：“有一位，那就是顾准！”

顾准曾经是地下党员，1949年成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管财政的高官。然而在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顾准却因为坚持独立思考屡遭磨难。

1952年，顾准就在三反运动中被罢了官。1957年，顾准在中国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观点，不久之后就被划为右派分子。文革前夕，顾准被戴上了第二顶右派帽子，成为罕见的双料右派。

文革中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并且在与子女断绝关系的声明上签下了名字。后来顾准的妻子也被隔离审查，顾准将一个没被抄走的银行存折，悄悄地从地板缝里塞了过去，希望能给妻子一点安慰。他不知道，他的妻子已经自杀了。

在一次次的批判大会上，顾准总是冒着雨点般的拳头昂头高喊：“我就是不服”。一次顾准被红卫兵奄奄一息，他挣扎着站起来，然后用手把头上流淌下来的鲜血抹了一脸，仰脸朝天，“嘿嘿”一阵冷笑，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去……

在个人和国家都在受难的时刻，顾准偷偷写下这样的文字，“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顾准认为，文革这样的灾难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没有在中国扎根。他说，五四的事业需要有志之士来继承。为了追本溯源，顾准开始研究希腊民主，因为希腊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最终写出了《希腊城邦制度》。

1974年12月3日，顾准病逝。

有人说：“顾准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在一个‘绝对真理’、‘绝对权威’笼罩一切的年代，敢于说不——敢于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

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