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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我的一生
2009年06月13日 15:50经济观察报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我原名杨曦光,杨小凯是我的乳名,1978年以后重新起用的名字,1948年出生于吉林,从小在湖南长沙长大。我的祖父是个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 。他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也进过洋学堂。我们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记得我上小学时,父亲就请姑爹在家里教我读《论语》。

我的父母都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我父亲原来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他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是1959年秋天的事情。当时我还很小,有天爸爸把我抱到窗边,亲切地对我说:“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我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有点奇怪爸爸当时的态度为什么出人意外地温和。爸爸那些天情绪不好,常常和妈妈争论问题。三年后,我才知道爸爸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告诉我那年1962年为他平了反,承认他们1959年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国向何处去?》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于我父母都比较同情刘少奇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中我们就成了黑鬼的家庭 非常受歧视。当时我是长沙一中高一的学生,因为受歧视不能参加红卫兵,就参加了反对红卫兵的造反派。我参加的组织叫做“夺军权战斗队”,属于“省无联”组织。当时在学校里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分歧就是红卫兵都是出身好的,造反派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所以在文革中我们就是支持造反派反对红卫兵,当时在高中的造反派主要反对的是“血统论”。在文革早期,群众可以自己组成组织,可以按自己的观点参加不同的组织。到了1967年,军方取缔群众组织,不准群众搞政治组织。1967年2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突然下令 湖南省军区出动军队,镇压湖南的第一大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这样造反派就和官方发生了冲突。当时我们的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也卷入了这场冲突,我被抓进了长沙市公安局看守所,关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被释放出来以后,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大字报,包括《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1968年,我写了一篇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的第二把手在看到了《中国向何处去?》以后,就连忙在当时的省级干部中打招呼,进行定性。很快,我的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1968年1月24日晚上九点,有些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 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的一个名为“省无联”的造反组织问题,做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在接见中,康生几次点到了“一中的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我)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我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到了1969年秋天,我在10月份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在11月一个晴朗的冬日,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十年铁窗

《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不光使我自己身陷囹圄,而且也给我的家庭带来巨大灾难。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我母亲正好也姓陈,在康生那个指示传到长沙后,她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侮辱后,不堪羞辱而悬梁自缢。我母亲被逼自杀后,我两个妹妹就没有了家,我父亲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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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章   编辑: 赖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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