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体制内的质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_读书

反映体制内的质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

2009年06月13日 20:16凤凰网读书【大中小】【打印】 0位网友发表评论

在苏联知识分子中，还有为数不多的一派人，姑且称之为“道德社会主义派”。这个派别也反对斯大林主义，但更多的是从体制内反对。苏联领导人在集体利益的言词掩盖下剥夺个人利益，把人只看作是复杂的社会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对正义的基本准则的遗弃，对人民的精神自由的限制，几乎成了苏联社会生活的正常规范。“道德社会主义派”认为，“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遵循一定的道德标准”；苏联的“政治动荡排斥了作为社会生活基本思想力量的基督教，破坏了它的道德价值。于是出现了一个道德上的真空，从而最终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出现”。

在“道德社会主义派”看来，苏联社会中道德标准的丧失，是斯大林主义的罪恶产生的根源，而斯大林主义的肆虐又加剧了社会道德的失范，互为因果。他们批评“一切有助于革命的东西都是道德的”的观点掩盖了某些个人和政治集团的卑鄙目的，把人们引向对暴力的滥用，引向“手段服从于目的”；他们在谴责斯大林式的革命暴力的同时，倾向于列夫·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和甘地的“非暴力反抗”的观念。所以他们认为大部分暴力革命的手段都应该放弃，因为采取这些手段，对社会弊多利少。

“道德社会主义派”有一个纲领性文件，其中认为，苏联社会的基本冲突，不是政治学说、意识形态、政党和阶级的冲突，而是另一种更为深刻的冲突，即真理和有用的谎言，诚实和极端卑鄙的自私，正义感、人类同情心和怯懦的报复心所产生的残酷，法制观念和违法行为等等方面的冲突。当“冲突转到了道德的基本原则之中，冲突的实质并没有被意识形态的神话所掩盖”。当这些冲突发生在个人身上，每个有健全选择能力的人都有义务作出抉择，而历史的趋势就取决于人民的行为，国家的命运也取决于人民的选择，换言之，一个国家的国民要对他们所选择的社会制度负责，“必须明确个人责任的分量”。由于索尔仁尼琴在小说《癌病房》中借主人公之口讨论了关于道德社会主义和道义社会主义的问题，他的部分观点也被列入“道德社会主义派”。

另外，还有“法制派”，这个派别以改进和完善苏联的各种法律为己任。“法制派”指出，法制观念水平低下是苏联社会的特点，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没有纳入法律制度，如苏联一直没有出版法，也没有保障人权的相关法律。法律的缺失和有法不依，给苏联造成惨痛的教训。列宁很重视法律法规，布尔什维克政权刚建立，他就签署法令，强调制订各种法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斯大林把社会主义苏联的法律视为敝屣，将个人凌驾在法律之上，“朕即是法”，对数百万苏联人民的大屠杀就是他践踏法律的铁证。

斯大林死后很多年，苏联才通过了有关监狱、劳改营、判决前的羁押地的立法原则。“法律派”呼吁苏联政府制订专门的出版法，反对因政治原因而以精神病裁决的违法行为，为捍卫人权而作不懈斗争。萨哈罗夫利用自己的声望支持“法制派”，并加入苏联“人权委员会”（成立于1971年）。“法制派”组织、参与了多次著名的“人权事件”和抗议活动，如1965年12月5日“宪法日”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的示威游行，抗议勃列日涅夫当局审讯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两位作家（事件经过详见本书《社会批评的角色》一文），要求“遵守苏联宪法”，释放马克思他们；1967年、1968年两次联合几个持不同政见者组织，抗议当局再次逮捕多名知识分子；1968年8月25日，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苏联带领华沙条约国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每年的“宪法日”，“法制派”都在普希金广场举行集会，以提醒政府和人民毋忘法制；又资助受司法、行政和政治迫害的人士进行法律抗争。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斯大林主义，是“法制派”的突出特点。“法制派”有自己的出版物，封面上公开印了编著者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作为苏联反对派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派，“法制派”遭到的镇压和迫害最为严重，它的多数领导人都被抓进劳改营或者被流放，一部分人被强制关进“疯人院”。

关于苏联“党内民主原则”。苏共党章明确指出，要全面地发扬党内民主，每个党员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是“在党的各级会议上和在党报上自由地讨论关于党的政策和实际活动的问题，提出建议，在组织通过决议之前公开发表并坚持自己的意见”；党员有权“在党的各级会议上批评任何共产党员，不管他的职位如何”。压制批评和迫害批评者的人“应该受到党的严厉处分，直到开除出苏共的队伍”。党员还有权“向党的任何一级机关直到苏共中央提出问题、声明和建议，并要求作出切实的答复”。但这些党内的民主原则后来都被斯大林破坏殆尽。如苏共党章规定，对一些重大问题要全党辩论，但实际上已经几十年没有进行党内辩论了。至于普通党员批评党的领导人的权利，直至勃列日涅夫时代仍受到限制。“在报纸上找不到批评苏共中央领导人的材料，只是在某个领导人被免职之后，才允许刊登这样的材料，而且也不能经常如此。”因批评某些党的领导人而受到打击报复和处罚的情况普遍存在。在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级领导人中，大部分是禀赋和才能都平庸之辈，中层以下尸位素餐者更是不可胜数，而制度又偏偏纵容他们滥用权力，国家就是被这样的人统治着；社会危机四伏，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