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几种杂志里，我只选刊登创作和评论的买来看。主要是《文学界》、《新潮》、《群像》、《文艺春秋》四种。在我的记忆里，《文学界》曾把几个人的随笔、回忆性短文集中发表在一个类似轻松沙龙的栏目里边。记得执笔者中有崛田善卫，也许还有其他人。总之，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记录，便将这本杂志藏入书斋。这篇文章刊于哪年哪个月号，此外，杂志是否真的是如我所记忆的《文学界》，已不是很清楚了。当时我手头有事，且认为什么时候要看，随时找出来就可以了，于是一直没有再找。但文章刊登的时间可以确定，记得这篇文章，是刊登在杂志的 11月号或 12月号，也许还要再稍晚一点。总之没有把杂志名称、刊行月号和作者名字记录下来，是个大失误。在 1981年和舒乙先生、胡絜青先生会面数年后，忽然舒乙先生向我打听杂志名和作者名。本当把杂志邮寄过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了。那时我的书斋曾做过一次大扫除，清理过一些没用的杂志，也许当时就把那本杂志错误地归入无用的书籍和杂志当中了。但是，不管怎样，关于老舍和诺贝尔奖的文章曾刊载于《文艺杂志》上，这件事情是不会错的。说实在的，收到舒乙先生的信，我连忙跑到中之岛图书馆，查找川端先生获奖后一年以内出版的杂志，在《文学界》等杂志的目录中，寻找可能的文艺消息、短篇随笔，可是我无法确认是哪个人。以上，只能向您做一些不是很确切的答复，实在是抱歉。……

我想，一定是写完信的藤井先生尚觉言犹未尽，特意又补上一段“附记”：

我向舒乙先生说“这件事，在日本老舍研究会大家都知道。”，当然不是在 1981年我们初次见面时说的，应是两年后在名古屋老舍研究会成立（ 12月），我出任关西地区常任委员的时候，而 1981年我是不可能这么说的。从那以后又经过了几年，在老舍研究会的闲聊中，也曾和几个人提起前述那本杂志，谈过老舍和诺奖的事情。也许您知道，我是惦记着这桩事的。总之，真想找到那篇文章！

从藤井的信中看，他的“记忆”与舒乙的“记忆”在一些细节的“历史叙述”上，有不吻合的地方：一是时间，舒乙记得他们的会面是 1978或 1979年，而藤井记得是在 1981年。这是次要的；二是内容，出入就更大了。关键有两点，一、藤井“不记得”他向舒乙说过诺奖筛选获奖者及“秘密投票”方面的经过。二、藤井只“记得”他向舒家“口述”的是：他是从“日本文艺杂志”看到，是“日本国际笔会的一位作家”从瑞典驻日本“大使馆的朋友的电话里得知”老舍与诺奖的事，而非在庆祝川端康成获奖的仪式上由瑞典驻日大使亲口说出的。

这未免有点儿让人“尴尬”。其实，在此之前，另一个让“口述者”似乎感到了“尴尬”的人证已经浮出水面，他就是瑞典文学院院士、担任过某届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执行主席、而且是诺奖评委里惟一懂中文的马悦然。《明报月刊》在刊登文洁若《老舍差点获诺奖？》的同时，还刊登了马悦然的文章《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在马悦然的“记忆”里，老舍是他及妻子“当年的亲密知交。”并由于 1966年时他还不是瑞典学院院士，故而可以就其所知，公开诺奖中关于老舍的事情。“老舍确实曾被几位法国汉学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提名者中的保·贝第（ Pau lBady）曾经就老舍的一部著作写过论文。我曾数次被法国友人揪住，寻求我对老舍候选人资格的支持。那时我对这个奖的候选人，则心中另有所重。此外，我觉得老舍作品的翻译质量不足以代表他小说的真实水平。就我所知，那时他仅有的被译成英文的作品是《骆驼祥子》和《离婚》。在英译《骆驼祥子》中介绍的幸福结局全然诋毁了小说的本意。我断定老舍因而不可能进入候选人的终审名单。事实果然如此。”

可他还是因“对沈从文的钦佩和对他的回忆的深切尊敬”，“打破了严守秘密的规矩”。他证实：“沈从文曾被多个地区的专家学者提名为这个奖的候选人。他的名字被选入了 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 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学院中有强大力量支持的候选人资格。我个人确信， 1988年如果他不辞世，他将在十月获得这项奖。”

由此，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马悦然和艾笛女士说她“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的“记忆”取得了一致；而舒济、舒乙的“记忆”，又与文洁若“不予证实”前的“记忆”相吻合。只可惜那位当年瑞典驻日本大使，没有提供任何“口述”或文献的佐证（藤井先生的信未证实有瑞典驻日大使如是说）。看来那惟一的客观史实，历史的真相，即到底 1966年或 1968年老舍是否进入了当年诺奖的终审名单，只有等到 2016年或 2018年老舍去世 50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 50周年之际，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由“口述史”遗留的“历史”公案才能真正大白于天下。因为，从马悦然所说便可知道，“作为瑞典文学院的院士”，“必定对时间尚未超过五十年的有关事项守口如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