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我是完全来自于乡村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幸运的,因为我恰恰很幸运地出生在河南的农村———中原,中国的最中心部分。某种程度上讲,今天的中国最复杂最深刻的情况都能在河南的农村里找出来。河南不像广东的绝对繁华或大西北的绝对贫穷,纷繁地夹杂着最富裕、最贫穷、最保守、最边缘化的东西。某种意义上看,今天的中原恰恰是最能体现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想,只要我能守住这样一块土地,就从一定程度上守住了中国的一部分现实,从这个角度上讲,无论世界发生多么大变化,我只要守住这一块乡土,也就守住了世界。

我始终认为,作家的“根性”非常重要。一个作家后天可以写美国的生活,写非洲的生活,去三天写成一篇很棒的游记,但这都是后天养成的。一个作家真正能写好什么呢?这是由先天决定的。比如我阎连科是农民的孩子,一辈子绝对不能写出广州富人的城市生活,因我出生在河南农村,决定我的学习经历、阅读经历,进而决定了我的整个命运。

对比一下哈金,他去了美国,用英语写作获得了美国文学的大奖,但他的命运不是阎连科的命运。对于阎连科来说,他只能守在这样一块家乡的土地上,那是我写作的唯一资源。所以说,作家命运的不同必然导致作家写出不同的作品,不同的作品又继而导致作家不同的命运。

记者:但如今您离开老家多年,移居北京生活,您如何保持与乡土命运的联系?

阎连科:我想,一方面肯定是凭借记忆,大家都知道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作家写作的最重要资源。如今,我每年都回去几趟,恰恰这一段距离,能让我随时回到乡村去,又能在写作上带来一个距离感,能在写作上更清晰地认识农村现实。北京的生活可以视为河南乡村生活可能的一个参照,另一面镜子,可能让我更能看清楚乡村深层的东西。比如对权力的认识,对欲望的认识,对男女爱情的认识。

我经常说,我们的村子就缩影这一个中国,村长对于我永远是一个绝对领导,如今回去每次见到村长我都很敬畏。表面上看,我和河南老家的联系可能更松散了,但精神上的联系其实更加紧密,乡土生活魂牵梦绕在我的生活里。比如直到今天,我依旧是一个非常小农意识的人,老家的一块宅基地被邻居占了一垄,这样的事情对于我的震动性,几乎比我们国家一片领海被外国占了去更令我感受切肤之痛。再比如某一天,村子里的一个老人死了,肯定有一整晚上我会辗转反侧,感觉身上的某一块东西丢掉了……我就始终让这种疼痛的联系不被割断。

我想,无论是奈保尔还是博纳科夫,他们最深层的文化之根仍然是原来故土。尽管他们客居异国,用别国文字写作,但这种距离感恰恰使他们对那一块家乡土地有了更为深刻和复杂的认识。我所说的这个“绝对个人”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作家必须说出对故土、对自己民族和国家一段历史和现实,最个人化、最为独特的认识。一个伟大作家的写作命运,必须参与到这种独特的认知之中,否则很难写出传世之作。

记者:有人说你的新作《风雅颂》可能入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阎连科:大家都以为中国作家有一个诺贝尔奖情结,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

谈到作家的个人写作如何具备“世界性”,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作家所能决定的。今天我们所讲的文学的“世界性”,无非就是指获得美国和西方的认可。但可以这样讲,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他们对中国都在脑子里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东方主义”。有些作家的小说迎合了这个“东方主义”,就获奖,就在西方受欢迎,但他们对中国现实依旧非常不了解。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远远超出他们对于我们的理解,基于这个原因,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更是应当为自己的内心写作,别期望按照别人对你的理解去创作、去获奖。因为所谓的这个“东方主义”想象必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转变,那时候,今天在国际上获奖的那些中文作品就要过时,成为垃圾。

谈新作:《风雅颂》写的是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危机

记者:《风雅颂》受到诸多质疑,认为您在歪曲高校教师,夸大了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