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顾彬已经成为在中国最具知名度的汉学家之一。他上一次引发热议是因为“德国之声”的一篇专访，国内媒体在转述的时候说，这位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以“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等惊人之语，炮轰中国文学。顾彬后来澄清，媒体歪曲了他的原话，他只说过棉棉、卫慧这样的“美女作家”的作品，不是文学是垃圾。但细看顾彬接受德国之声采访的原文，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很低。

在2007年3月底举办的“世界汉学大会”上，一场名为“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讨会演变成“顾彬讨论会”。“我希望我是错的！”顾彬说，20世纪文学分1949年以前和以后，1949年以前的文学基本上属于世界文学，1949年以后的文学除了中国史以外基本上都不属于世界文学，前者是几百元一瓶的五粮液，后者是几块钱的二锅头。他还特别强调，中国当代作家不会外语，看不懂外文原著，“如果一个作家不掌握语言的话，他根本不是一个作家，所以基本上中国作家是业余的，而不是专家。”

首先向顾彬挑战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他表示自己对中外对话过程中形成的“外来和尚会念经”的现象很不满。“我觉得有必要做一个调整。以前我们会非常客气，外国学者说的良药苦口我们都接受下来了，我们今天不要这样。有问题摆到桌子上一起讨论，即使互相之间会有一点冲撞，也没关系！”
他接下来指责顾彬“越界了”。在他看来，将中国当代作家的问题根源归结到外语不好上，绝对是错误的；而将1949年前后的作品笼统作好坏的评价，是哗众取宠。他还希望顾彬能够替中国作家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再加上我们全国这么多的传媒在炒作，给当代作家带来多大的压力？”他还打了个比方：假如一个做德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到处说德国文学不行，德国人会有什么感觉？陈平原认为，顾彬如此过分的批评，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过于谦和了。

整个研讨会都在评价顾彬，这是一个奇异的现象。3月26日晚，在这次研讨会结束之后，《南风窗》记者专访了顾彬。

中国作家大多是骗子或其他什么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你怎么从学习神学转变到研究汉学的？

顾彬(以下简称顾)：我自己觉得生活的意义是了解人是什么，所以我想通过神学了解人是什么，但在1960年代德国大学中了解到的神学，不一定会回答我的问题，所以我去找，先到哲学再到文学。可以说，我看了欧洲所有哲学和文学的经典，因为很多作品是外文写的，所以我学了很多在学校没学过的外语。

我偶然碰到一个美国诗人的翻译，他翻译了不少唐朝的诗歌，我很喜欢他的翻译。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不学一些古代汉语呢？然后我开始学日语，我想了解中国文学能不能帮我找到“人”。因为不能够来中国，所以我1969年去日本找中国，找到唐朝的中国，日本保留很多唐朝的中国。从日本回来后，我觉得应该多学汉学，不光是唐朝的诗歌，还有孟子和孔子。这给我一个感觉，中国文化、哲学、文学的中心就是“人”，所以我从神学转到了汉学。

《南》：你更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

顾：我最喜欢的是唐朝的诗歌，宋朝的散文。我不喜欢宋词，但是我喜欢宋朝的散文，太好了，美得不得了。我现在写《中国戏剧史》，元曲不能够说很喜欢，但非常有意思。明清的小说也不错。

《南》：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和古典文学正好相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你的批评非常尖锐。你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和在大众媒体面前的批评是一样的么？

顾：我的书写得非常客观，我也介绍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作家和作品。我知道不少德国人，不一定是德国汉学家和作家，他们对中国文学充满了偏见。我不会责怪他们，有时候是我们工作得不够。比方说，我写中国古典诗歌史，我希望德国人看了中国古典诗歌之后，觉得中国文学真的太好了。但是我受到了批判，因为我给明清的篇幅比较少，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真正好的诗。

我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我的朋友说你是历史学家，虽然你不喜欢某个人、某个作者，你也知道介绍他们会引起读者的反感，但你还是介绍他们的作品。我在里面介绍了一些完全过时的作品和作家，他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到作用，但是一般的德国读者看到这个会说，这就是中国文学，我不感兴趣，算了吧。

现在德国有一些教授的职位，是为了专门介绍中国文学而设置的，但这些人根本不搞翻译工作，也不接受中国作家，不和他们见面。我举个例子，很多中国作家会来波恩和我开朗诵会，我问我的同事，要不要和中国作家接触，他们都拒绝，说不要，没什么意思，无聊。他们不翻译，不介绍，不接触，不写，他们用我的资料来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