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继人大、北大成立国学院之后,清华大学也组建了国学院,将不断升温的国学热推向了又一个高潮。欧美日本的汉学家们纷纷致电庆贺,国内学界和主流舆论也是一片赞扬。人们似乎乐意说,清华大学国学院时隔80年之后延续了老国学院的香火。只是在赞誉之余,这总是不免让人惶惑起来。在学术造假与腐败频发的今天,这种良好的愿望更像是奢谈,遂而人们产生今不如昔的情绪,更加怀念那个有着大师的时代,谈论那个仅仅存在4年的国学院,谈论那些学术薪火代代传的精神。

核心提示  清华国学研究院突破了当时考评的体制而组建起来(梁启超向校方推荐陈寅恪就被传诵为经典“特例”)。它的目标,恰恰就是要突破当时湮没传统的新体制限制,而培养“学无中西而又以中国文化为本”的传统文化重建者。这其中的文化理念与具体方式,都拉远了与当时体制乃至世风的距离。

 
 

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中国古代书院式教学的完美谢幕

中国古代著名的书院既是教育教学中心,又是学术研究基地,是著名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中心。书院的主持人多为名师宿儒,既热衷于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又积极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与传播,承担着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双重职责,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二者相得益彰。而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好是承接这样的传统。[详细]

 

清华国学研究院何以人才辈出

清华国学院无法复制

设定研究院之地位为:“非清华大学之毕业院(大学院),乃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宗旨则简单明确:“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即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通才硕学”,及各种学校的国学教师。
“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的硕学重望。授课不取讲堂制而采导师制,注重个人指导。
陈寅恪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出任导师,首先得益于时为筹备处主任的吴氏推荐,但事情办得却一波三折!
章程规定报考资格为:“一,国内外大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之程度者;二、各校教员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具有学识及经验者;三,各地自修之士,经史小学等,具有根底者。”
 
西方大学改革启示录
 

西方近代大学改革始于德国的柏林大学,而柏林大学的创办即是适应国家与社会发展需求的产物。柏林大学是一所创设于国家危难之际、志于救亡图存的大学,希冀“以脑力来补偿国家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通过实施不同于传统大学的新式教育,造就具有科学思维能力、身心和谐发展的新人,使大学成为学术的中心、“科学研究的苗圃”。[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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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1925年初,清华学校欲设立国学研究院,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由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出面,先后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教授,这就是后来名动天下、流传久远的“四大导师”。

 
 

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中国大学学术独立传统的建立者

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正是由于拥有他们,创办两年后,其声望就超过了早于它创立的同类学校,并且,清华国学院由此开始,建立了中国学术独立的传统。[详细]

 

王国维为何拒北大?

章太炎为何拒绝清华国学研究院

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的殉道与成仁为的是维护纲纪,死是“文化托命”的表现。从中国文化精神的守望与学术思想的承继角度来说,王国维也确实堪称一位典型的“文化遗民”。
梁启超:“一国之学问独立,须全国各部分人共同努力,并不希望清华以独占。但为事势便利计,吾希望清华最少以下列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
陈寅恪先生79年的生命行程,可以说是一次忧患之旅。在经历过世变、家变和个人的病变之后,他晚年以衰残野老自居,带着‘文盲叟’的伤痕和泪痕,自哀而不自弃,继续从事辉煌的笔耕,堪称伟大的灵魂。”
二战后,赵元任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牛津大学导师制
 

牛津大学导师制最初产生于14世纪。温切斯特主教威廉·威克姆在他建立的新学院中首次实行付薪的导师制。当时的制度是从学院的基金中留出100先令作为导师的报酬。导师主要是学生在道德和经济方面的保护人。威廉·威克姆实施导师制的努力标志着制度化的导师制在牛津大学的最初确立。[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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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身影:往事重寻,作者钩稽史料,从日记、回忆录里辨识蛛丝马迹,梳理情节,重建历史现场。[详细]

吴其昌

杜钢百

高亨

方壮猷

何士骥

陈守实

徐中舒

姚名达

姜亮夫

蒋天枢

陆侃如

罗根泽

裴学海

王静如

王力

王啸苏

王庸

吴金鼎

谢国桢

朱芳圃

戴家祥


核心提示  1925年的9月9日,开学典礼上,校长曹云祥演讲,大意是:现代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的思路,并没有对本国文化的悉心研究,本校之所以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的经史哲学,而且采用科学方法,并掺加中国考据之法,是希望从中寻出中国之国魂。

 
 

清华国学院: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神话

陈平原:这四大导师日后之成为“神话”,与这一批同学的努力有很大关系。请注意,如果你看过《国学月报》《国学论丛》上纪念王国维先生的专号,你会了解,日后关于王国维的不少传说,还有其学术史上的定位等,最初都是清华国学院的学生在讲。换句话说,清华国学院的神话,很大程度上与清华国学院学生对自家学术传统的建构有关。不是说他们夸大其辞,而是说借助于讲述师长们的经验,凝聚共识,逐步建立了这么一个所谓的“清华学派”。 [详细]

 

传统士人品格与现代大学精神

清华国学研究院与20世纪中国学术

绳之以国学研究院的经验,经费充裕是一个前提条件,自不必说,国学研究院最为突出的也许应该是礼聘大师,完全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依照学术研 究和人才成长的规律办事。这当是老清华办学经验里最为宝贵的成分。
王国维陈寅恪两人并不完全是“国学”学者,尤其是陈寅恪,他没在国内念几天书。陈寅恪当初写的《敦煌劫余录》序,实际上是提出要把新材料镶嵌到学术的新潮流里面,用的是“世界学术”。
作为一个文化守灵人,陈寅恪守护的不是传统文化的道学规范,而是其灵魂本身,或曰生命的内修传统,这种守护虽然不是王国维式的自杀,但却具有壁立千仞的伟岸和孤峭。而且,正如王国维张扬了生命一样,陈寅恪洞悉了历史。
清华国学研究院培养了4届学生,总数70余人,而成材率颇高,其中尤 以高亨、徐中舒、吴其昌、刘盼遂、王力、姜亮夫、陆侃如、戴家祥、 卫聚贤、谢国桢、杨鸿烈、陈守实、刘节、蒋天枢等成就突出。
 
清华国学院的学术传统
 

国学院最早的倡导者和一批导师们就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过火了,认识到时下的重要任务是要重建中国本位文化,寻找中国文化之魂。第一,国学院重在文化和精神的传承,不能用简单的纯学术研究来概括;第二,它说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国学的重要性,传统文化是根本,丢弃传统文化,对于中国人而言,就是丢了魂魄,而丢了魂魄的人还谈得上有什么人文精神可以发扬?[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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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该书收录了《在热闹处安静听》、《儒家的礼乐教化之道》、《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探索》、《文明的冲突与共存》、《审视传统文化的另一个视角》等文章。[详细]

关于新老清华国学院之间的传承关系,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在11月1日的成立大会上说得很清楚:“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将秉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精神,参与新时期以来清华文科的恢复振兴……力求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 这似乎引起我们对“恢复传统”的新一轮想象,希望清华能对现行体制有所冲破,回归一点传统的纯粹或纯粹的传统。但这一想象,一经反思,似乎充满扭曲或反讽。在一个高校“大跃进”的年代,无数高校大兴土木,建设所谓一流大学的同时,我们看见的除了高大的房子,就剩学术垃圾和学术腐败了。如何继承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传统,也许是个紧迫的问题,只是应该切记完美的神话难以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