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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研究院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2009年11月20日 13:30光明网 】 【打印共有评论0

汪 晖(清华大学中文系):

刚才张国刚提到《欧游心影录》的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梁启超讲《欧游心影录》,他接受的是当时的西方思想,提到的是柏格森等人,但是,真正做学术研究走的是另外一路,比较讲究科学方法。国学研究院一方面讲国学,现在说“国学”确实有旧学的意思,但是那代人一定程度上也是将其看作新学来做的。另一方面是引入基本上在十九世纪西方逐渐形成的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科学以及历史语言学的路子。他们把西方的这套方法接到中国的传统思想里面,这是一个最大的贡献。

现在我们也做国学,但很难做出这样的意义。除了学问的高低水准外,也有一个时代潮流的原因在里面。十九世纪基本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要创造出一个新的历史知识,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国家里,给一个很小的考证赋予这样的意义,不是一个学者能决定的,这需要特别的知识氛围。比如黑格尔当年读到历史语言学的时候,发现欧洲语言和印度语言的联系,兴奋得不得了,所以他在《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里,就将这整个一套变成他重构世界史的构架。在那个时代,新的世界史观和民族史观刚刚形成,任何一个微小的发现,马上都会被连接到问题里面去,这样才能变成他们那一代人的学术。这和我们现在完全在一个专业化的研究领域里,或多或少有不一样的意义。即使我们完全沿着他的路子做,含义也是完全不同的。从这个角度给我们的启示是学术和整个历史变迁之间的特殊关系。如果我们现在重新继承这个传统,那么在当代的学术语境里,我们该怎么看它,怎么看它跟它的时代的关系?还有,我们要继承它,那在当代的社会又应该是怎么继承法?我刚才还想问,1925年成立这几个部的时候,清华这些留美预备生被批“满脑子科学,不知道文化的问题”,这跟当时的背景到底有没有关系?再一个就是当时是学制改革的时期,当然主要不是大学改革。到底还有些什么背景?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

我参加过十年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会。这两次会不太一样。那时候说的一些话题,今天不再被提起。今天讨论的话题有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代的问题,也有我们今天的问题。我没有事先想清楚,在今天听了诸位的发言以后,有两方面的感想。

一是刚才说清华学派有没有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记忆,但这个记忆有价值。刚开始可能没有。陈寅恪这些年的热闹,很大程度也是由于后来的附上去的东西。当时最耀眼的,可能是梁启超和王国维,而不是陈寅恪。所以我想,虽然有些意义是后人赋予的,但是清华这几个人凑在一起,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的。请导师的四条标准里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跟西方的学术有关系,同时中国的学问又很扎实。这几个人里,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国维和陈寅恪,慢慢被人看做一种“国学”。今天我们的学术,没有这种超水平的学者,比较散,没有一个学派。现在要建“清华学派”,我想并不那么容易。现在各位各有不同的方向,可能将来慢慢会成为一个学派。我想学派是应该有的。

第二是现在国学受到质疑。为什么质疑?因为从办学本身,并不是非要国学不可。今天我们“国学研究院”的认定也不是很准确的。为什么我们这么认定?恐怕是由于王国维和陈寅恪,特别是王国维赋予我们的印象很深,同时由于我们对他们两人的误读。其实他们两人并不完全是“国学”学者,尤其是陈寅恪,他没在国内念几天书。陈寅恪当初写的《敦煌劫余录》序,就像一个学术宣言一样,“新材料、新问题、新潮流”,实际上是提出要把新材料镶嵌到学术的新潮流里面,用的是“世界学术”。我觉得现在纪念清华国学院,应该跳出来看民族主义的国学。整个学术界如果打通,像日本那样很注意自己办西文杂志,把自己的学术推向世界层面。应该有一个从民族主义走出来,走向世界主义的学术。

汪 晖:

民族主义和世界化的问题,在那个时代没那么对立。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就是民族主义的知识,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对那个时候他们用的方法,现在有很多重新思考。这一点值得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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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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