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邀请作家的标准，当然要邀请最好的作家。有人留意到我们邀请的作家名单，说我们爱邀请“问题作家”，其实这是误会。我们更多是看作家的作品来定，（前）苏联、捷克、罗马尼亚的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非常棒，但由于某些原因不容于当时的政府，书被禁，甚至挨整、坐牢。他们首先是“好作家”，而不是“问题作家”。

因为我是中国人，这个计划创立到现在，中国作家的获邀数量最多，每年邀请的中国作家也大多是我提名。计划实施的第一年（1967年）邀请了12位作家，其中就包括台湾诗人痖弦。后来，香港的戴天、台湾的柏杨、陈映真、吴晟、张大春等作家纷纷来到爱荷华。等到中国内地改革开放，萧乾成为我们第一个邀请的内地作家，后来的丁玲、汪曾祺、阿城、张贤亮以及再后来的残雪、苏童、西川、余华等，基本涵盖内地不同年代的重要作家。最近邀请的华人作家是台湾的骆以军和香港的潘国灵。

一直以来，“国际写作计划”的主要困难就是经费问题。邀请作家的经费主要是Paul Engle募集而来，也有一些外国作家是由本国政府或文化基金会资助前来，曾有台湾作家来爱荷华是由《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提供经费。虽然困难重重，但Engle和我不停想办法，比如从一些热心文化事业的美国企业家那里募集一些钱。后来，邀请内地作家的经费，也有我和爱荷华大学的几位教授自己凑的。所幸，这个计划进行这么多年从未中断过。

我是1988年从“国际写作计划”退休的，原因是Engle年纪大了，我想多花些时间陪他。但是很难彻底退休，每年邀请作家的名单，特别是中国作家的人选我还是要花心思。

《自由中国》影响我一生

从1949年到1964年，我在台湾生活了15年，那段时期对我整个人生都有巨大的影响。谈到这些，就不能不提我在《自由中国》杂志的日子，我在《三生影像》中专门用“第二部”来回忆那段时光。

我到台湾的时候才24岁，当时想的就是要找一份工作，听说有个叫《自由中国》的杂志在招人，还听说胡适是发行人，我去见了主持杂志的雷震先生，于是我就参加到那个群体里。一开始做整理文稿的文员，后来又做文艺编辑，还进了杂志编辑委员会。

当时编辑委员会的阵容真是厉害啊。前面说了，发行人是胡适，主持人是雷震，此外还有北大教授毛子水、国民党官员杭立武、台湾银行总经理瞿荆州等，也有像殷海光那样的年轻知识分子。跟这些人在一起工作，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记得那时开编辑会很有趣，毛子水先生比较保守，殷海光是激动的少壮派，思想尖锐，他们一老一少常常会辩论，最后雷震先生只好从中调和。那时我还年轻，思想和人生态度还未完全成型，这些经历对我的人生观和思想、待人接物的方式都影响很大，甚至奠定了我整个的思想体系。后来《自由中国》被封，一起共事的同事各奔东西，雷震先生还入狱，这些往事，今天想起来还是让我感慨不已。

柏杨的信与艾青的壶

早年在《自由中国》的经历，还有后来在爱荷华主持“国际写作计划”，使我有机会接触很多作家，和他们成为朋友，有些还成为相知一生的挚友。我现在还会常常想起这些朋友，想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情景。

前些天我发表了一篇怀念我的老朋友柏杨的文章，《自由中国》曾发过他的《幸运的石头》等讽刺小说，那时候他还叫郭衣洞呢。后来我到了爱荷华，《中国时报》、《联合报》会寄报纸给我，也寄一些书，我就发现一个叫柏杨的写文章的风格很像当年的郭衣洞，毕竟我编过他的稿子嘛，后来我才知道柏杨就是郭衣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