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他因为翻译美国漫画《大力水手》而被冠以“叛乱罪”坐牢，等到重获自由已经是1977年。出狱后他就给我写信，托孙观汉先生从台湾将信带到美国交给我，那以后他的来信不断。虽然我们多年不见，但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我就想要请他来爱荷华，这个想法一直到1984年才成行。柏杨和张香华到了爱荷华和我、Engle一见如故，也许我们各自的婚姻有些相似吧。

柏杨是中央大学毕业的，我也是，他算是我的学长，但按年纪，他比我要长一辈。他是个很仗义的人，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为我能再度回台而奔走。这中间波折很多，好在后来台湾方面终于答应让我申请赴台。那是1988年，当时很多朋友到机场热烈欢迎我和Engle，大家开酒会，畅叙友情。记得那次到台湾之后一切很顺利，见到很多老朋友，我整整呆了三个星期。

1978年中美建交，当天我和Engle正在阳台上喝咖啡看报纸，我得知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跟En鄄gle说，这下子可以邀请内地作家来爱荷华了。

那一年，我和Engle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内地，我们去了北京。我跟夏衍先生说起，要邀请中国内地作家去爱荷华。我那次就打听艾青和丁玲的消息，后来遇到蔡其矫，他说他是诗人，我问他认不认识艾青，他说认识，我又问他艾青在不在北京。他说，去打听一下。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艾青在北京，还约艾青和我们在景山脚下见面。我兴奋得推掉其他约会，但蔡其矫又打来电话说，艾青不能来了。

过了几天，也就是我们即将回美国的前两天，突然一个电话打到我住的华侨饭店，说：“我是艾青，我在北京。”我说：“啊！能不能见个面啊？”他说可以。记得那天我们迟到了十分钟，看到艾青在太阳底下等我们。他和Engle拥抱在一起，两个人都流泪了，我眼泪汪汪地在一旁看着。当时他住在一个大杂院里，胡同窄得汽车都过不去。院里都是小炉子，摆在每间房子门口。他的一间小房里是上下铺的床，一张书桌，下面堆满了画，一把椅子。我问他，你还在写诗吗？他说，当然不会停的。他把抽屉拉开给我们看，说，看我这些年写了这么多诗。那时候的艾青真可爱。

有个细节我书里没有写。我们见面后去北海仿膳饭庄吃饭，那是当时北京最好的饭店。吃罢饭我们要付账，结果Engle和我还有两个女儿互相问，你带钱了没有？四个人居然全没带钱！那时候人心还是很单纯的，仿膳就说，你们明天来付吧。

后来艾青和我们去华侨饭店，他和Engle聊诗，有谈不完的话。艾青问我，你们什么时候走？第二天晚上，艾青夫妇又来了，他送我一个宜兴紫砂壶，说这个是文革之后他剩下的不多的好东西了，送给我做纪念。现在这个紫砂壶还在我爱荷华的家里，舍不得用，生怕用坏。

丁玲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1978年回北京没能见到她，1980年我又到北京，在中国作协的安排下见到了丁玲。去医院之前，我和Engle跑了好多地方才买到鲜花，好几种，装饰在花篮里。丁玲看到我们很兴奋，她和Engle不知道在说什么笑话，两个人都大笑。我很感动——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美帝，这样开心地笑。丁玲说很想亲眼看看美国，于是1981年我们就邀请她去爱荷华。我们后来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和Engle有说不完的话

我是个有些小布尔乔亚调调的人，Engle出身贫寒，他的爸爸靠帮人养马为生。他对田园生活，对土地有着热切的爱，所以我在书中说他是“从玉米田来的人”。在我们共度的27年里，影响是相互的。我们结婚的时候，我都四十多岁了，都不是年轻人了，此前我们也都经历过一段婚姻，所以我们很懂得如何相处，如何互相适应、调整。我们很少争执，每次有分歧不是他让步就是我让步，好像还是他让着我的时候多（笑）。我们的相处之道就是多沟通，我们会长时间地交谈，谈人、谈事情、谈文学，也谈“国际写作计划”，哪个作家怎么样了？他们的国家怎么样了？共同的兴趣和话题让我们一直默契地生活着。现在你要问我，家在哪里？我会回答，是爱荷华，因为那是Engle出生和长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