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e的过世太突然，那是我们一同出游，在芝加哥机场转飞机，他去买《新闻周刊》，就再也没回来。这对我的打击太大，哪怕生几天的病，我也会有些心理准备。那次本来我们要去波兰领一个“国际文化奖”，他去世后我只有给当地的朋友一个一个打电话解释，那段时间的心情跟死了一样。

Engle去世之后，有好多年我没有写作，而是在慢慢整理他的文稿，有些文章发表过，有些还没来得及成书，我把这些文章编辑在一起，编了一本关于他童年的书——A Lucky American Childhood。很多诗人都不太会写散文，如果诗人能写好散文，那需要语言的敏感和细致,而Engle的那些散文可以说是经典之作，Classical。编写的过程中我会常常想起他，既欣慰也难过。

此外，我还编了一本参与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作家们回忆他的书。从1942年到1966年，他主持“作家工作坊”。在美国，一个作家进入过“作家工作坊”是一种光荣。我就分别联系、邀请这24年获邀的作家写写记忆中的Engle。编这两本书花了我好几年时间。

再后来，我静下心来写《三生影像》中这些回忆文章。我的写作从来就没什么计划，写作不能够逼自己。我知道有些很红的作家，总是逼着自己非写不可，我不是那种类型的。

我对当下的中国作家及其作品还是有一些了解的，我会看一些他们的书，“国际写作计划”也还在不断邀请华语作家去爱荷华。这一次我要从北京再去香港，参加香港浸会大学主办的一个文学奖的终评工作。

对比起来，我觉得中国内地的作家非常有生活体验，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真像是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是有根的，他们的文化积累和社会经验，还包括他们吃过的苦，都能够在作品中体现。台湾作家则比较有思辨性，他们的作品是慢慢打磨出来的，他们跟内地作家的语言风格不太一样。像我这样当年从内地到台湾的作家，毕竟还带着原来的文化来写作，而年轻一代的台湾作家，他们的语言和技巧都是重新创造的，他们的写作比较内敛。香港的作家，虽然也用中文写作，但视野和风格都比较西化。把三地作家的写作风格相比较是很有趣的。

【作者：丁杨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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