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岭：美国当代小说中，有强烈个人风格的作品总能吸引我，早年的是海明威和福克纳，后如克鲁亚克的《在路上》，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库特？冯尼格的《五号屠场》，再后是以后现代小说标榜的，如罗伯特。库佛（Rebort Coover）的《公共的燃烧》这类很疯的实验性小说，当然，桑塔格那本俨如考古学家考证古迹般的长篇《火山情人》也写得好。现实主义的文学一直是小说中最强大的，有着最多成就非凡的小说家，谁敢无视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写下的伟大小说《白鲸》呢。你一开始写作，就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已要进入已有着许多伟大小说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吗？

哈金：对。

贝岭：是天性上就这样吗？从你自述的阅读经验来看，仍乎有迹可循。其实，我们当年的阅读都是这样，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现实主义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

哈金：是，中国的传统基本上是现实主义，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读的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的东西。在美国实际上真正受推崇的还是现实主义，当然也有个别其它作家，比如说卡夫卡，但这些已经被看成是老的现代主义了，大学写作班里培养的也是现实主义。美国文学里有马克？吐温，索？贝娄，亨利？詹姆斯，等等，亨利？詹姆斯受欧洲文学的影响，索？贝娄也受欧洲文学的影响，很多现在的小说家也都受欧洲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他们也读俄罗斯作品。英国文学里也有伟大的现实主义，比如狄更斯，哈代。这两个文学传统是有联系的，互相影响。美国作家都知道托尔斯泰，狄更斯，这两个文学传统都影响了美国作家。

贝岭：《倾向》将在今年（2008年）底前复刊，我确定的复刊号（第15期）主题是流亡文学，是从宏观的视野上探讨世界文学版图下的流亡文学传统，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特别请教你，在流亡作家和移民作家中，你的写作情况十分罕有，大部分移民作家都是先用母语写作，先在母语上获得成就，个别人才想去试着转型，试用英文写作，如严歌苓、郭小橹，，还有其它一些人，都是这样。你的情形比较特别，你从一开始，就直接用英文写了。你身在英文的美国社会，你是否把这一择抉看作是一个必须要做的择抉，哪怕是为了生存，因为用中文写作的移民作家受到巨大的限制，不同于用英文写学术论文的学者，不用母语写作，除了勇气，还要有对自己能够用英文从事文学写作的强烈自信，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吗？还有，是何时？你一开始确定这样起步是从你在布兰代斯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时就开始的吗？

哈金：不是，读博士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要当作家呢，那时候一边读博士一边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学英美文学，特别是诗学，在美国是根本没有用的，当然回国很有用，读书的时候没想到这些，找不到工作才转到写作的，等时间呗，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偶然的。当时我在波士顿大学读写作班，艾默里大学要我去教诗歌写作，算是一份工作吧，就得做下去，一做就做了八年。

贝岭：你是先在布兰戴斯先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再到波士顿大学去读普拉斯、安。萨克斯顿都待过的写作班？

哈金：对。后来艾默里大学给个工作我就走了。

贝岭：你在读写作班的时候就很清楚你要走写作的路了？

哈金：也不是很清楚，当时的情况是，只有读研究生才能延签证，而且还有家庭，需要医疗保险，没有学生身份怎么办呢，所以就接着读。再就是，当时我的第一本诗集刚出，就是Between Silences（《沉默之间》），有些题材我觉得用小说处理可能更好，还有一些东西没有用，正好可以写小说用，所以就开始写短篇小说集，就是Ocean of Words，（《辞海》），也是军队里的生活，所以想把这个集子写完，具体将来怎么办还没想，当时还没想以后的事情。

贝岭：也就是说，你是先写诗，先出版诗集，后来改写小说，是因为有些素材诗歌里没有用，才转到写短篇小说？所以，转型是自然的，你有没有觉得写诗的难度更大呢？

哈金：当时根本没想这些，就是为了把书写出来，跟着自己的鼻子走呗。但被雇佣了之后就不一样了，因为被雇去就是教诗歌写作的，那时候就难了，因为第一本书卖得不好。

贝岭：那是哪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