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就是《疯狂》，刚开始根本不知道怎么写，才一百多页，后来越写越大，天安门事件出现后我知道要把这个写进去，难度也越来越大，出了第五本小说《新郎》之后我才觉得有能力把它写完。其它都没有这样的情况。短篇就不一样了，一个一个写，不好扔掉，再来一个。

贝岭：其它长篇都是持续一气写完的吗？包括《等待》、《战废品》、《自由生活》均是吗？

哈金：基本上是的。

贝岭：写一部长篇小说，大约需要几年的时间？

哈金：不一样，《战废品》写的比较碎一点，研究数据花了很长时间，一般是写两年或者两三年，《等待》也是，两三年吧，《自由生活》写了四年，实际上从从动笔到出版是七年，写了之后不断地改。

贝岭：这本书你觉得跟你的生活很接近、有传记色彩吗？

哈金：小的层次上是，大的层次上不是，我的生活比他幸运多了，武男是个移民，故事发生在美国，所以我只能写熟悉的东西，写我知道的事情。别人都知道的事情，不能瞎写。但整个大的故事不是我自己。

贝岭：你后面附的诗是你为小说而写的？

哈金：对，但那不是我的诗，是武男的诗，是为小说而写的，没办法，硬逼着鸭子上架的，没有办法，要不写就显得他成天神叨叨的，神经不太正常，用这些诗是为了表示他确实有写诗的才华，因为移民的环境和生活使他的才华受到压抑，受到阻碍。

贝岭：这样的情形，对每一位曾经有过文学抱负的新移民其实比比皆是。

哈金：对，这是再普通不过的。

贝岭：大部份的流亡作家或移民作家，最后都失去了写下去的可能。

哈金：对。美国对于移民是个有机会的国家，但也不是每个人都是为了机会，还有一种追求。但也没办法，很多人要追求的东西不一定有。

贝岭：对呀。那么，假如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有着一条渊源远流长的传统的话，除了许多不同语言的、非中文小说的悠久传统对你的影响以外，在中国小说家或流亡作家同行写的小说中，你个人觉得，有没有某一部小说或某一位小说家，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影响、参照或产生过有趣的互动呢？

哈金：不多，只能说是鲁迅，鲁迅的有些作品，比如《阿Q正传》，对我影响很大，但实际上我不是很喜欢《阿Q正传》，但咱们这一代人都是吃他奶长大的，没办法。除了他以外，别的影响不大了。实际上，古诗的影响更大一些，从情趣到敏感度，一首诗有没有意思，美不美，心里有中国古诗，标准就不一样了。但中国小说上不了大雅之堂嘛，最近几个世纪才有四大名著之说，以前都是小的，没法跟诗歌比，所以影响不大。再说中国传统的小说和西方的是两个路子。

贝岭：这些年，中国涌现了许多写长篇的小说家，许多作品在字数上己成巨作，这些作家的小说你读了一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