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汉语和小说语言

朱其：现在用的汉语已经不是以前的汉语了，五四以后用的白话文已经不是五四以前的汉文了，许多字还在，但许多意思已经不是原先的意思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再去读以前的典籍，很难，就像在读另一个国家的语言。前几年国内也有讨论，像白话文这种运动，对社会变化、社会生活的促进是有用，但对于精英文化的延续好像没有什么作用。

高行健：我现在搞的可能跟中国没关系了，这个阶段过了。

朱其：您用汉语还是法语写作?

高行健：也用汉语也用法语。

朱其：有没有用法语写过小说?

高行健：没有用法语写过小说，用法语写过戏。去年刚写完的是第5个戏了。还有电影。我还做过一个歌剧《八月雪》，写慧能的，慧能的传记，生平和禅宗的思想。

朱其：您觉得小说翻译成英语有没有损失?

高行健：那肯定是有损失的，没有办法，法文的译文被认为翻译得很好。语言有可意译的一面，又有不可意译的一面，重要意义是可以翻译的，但翻译一定要丢掉很多东西。

朱其：我觉得您的小说不可能损失太大，您的小说主要是在结构上。

高行健：主要是在语言的韵味，音乐性上很难再发展。

朱其：您的浙江的语言味道这个可能无法翻译出来，您的语言味道好像和胡兰成有些像。

高行健：谁?

朱其：胡兰成。他也是浙江一带的，他的文笔也是相当浙江的，和张爱玲在上海……

高行健：我是有意识地用四川方言江西话，因为我生在江西，会讲一些江西话，湖南话，南京话，江苏南京官话，南方方言我是有意识地吸收进去，但是我有意避开太方言化的东西，就是说，不说这些方言的人是无法理解的，在普通话的基础上，大致能听懂的中部的语调、语汇，鲁迅的很多语言，很多绍兴话在里头，他的语汇，很多普通话里没有的。

朱其：这些年国内的一些作家，在刻意用地方方言，但我觉得有些用得俚语化了。完全照搬地方方言。

高行健：你要说摆龙门阵就转换得太多，这种俚语就要删掉，俚语里有点说法是很有意思的，活得很，生动的说法，懂得普通话就可以理解的话，就跟老舍把北京话变成文学语言一样，他做了一个很有效的工作。本来北京的口语，北京的土话，但他绝对不会把非常道地的北京土话放到文学语言里，比方说人死了，说老了还可以，说“梗屁了“(?)那就没办法接受，无法理喻。

朱其：现在北京的胡同话也没有了，北京的年轻人好像现在也不太说胡同话了。

高行健：共产党那套官话啊，把语言弄得很僵死。所以要把民间那些口语化的丰富起来，把这个色彩去掉，语言的规范化也很好，要有一定的规范，当然这也包括汉字的整理啊。有一定的规范，也是需要做的，包括普通话的推广。但是，一旦和官方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就会有一个可能：变得僵死，所以作家需要用他个性的语言来丰富这个语言，把他变成一个文学语言，这是一个作家应该做的事情。很多西方作家也在做这个事情，像法语的席林(?)，法国这个作家，本来法语有点贵族化的东西，他把口语的东西引入，再比方说意大利作家帕索里尼(?)，据说把西西里方言引入到意大利语写作，这都是一种和我的作品方向差不多的一个企图。

朱其：您是不是觉得语言还是要和个人生活本身发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