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的波士顿少雨，北岛来的那两天，却一直下雨。第一天，他带把黑色折叠伞，提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了要送我的两本诗集。第二天正式采访，他提个黑色帆布包。

我们的谈话从上午11：30到下午4:30，过程如下：哈佛广场，先在一家印度餐厅，北岛喝了两杯咖啡，我抽烟、喝白开水，直到两盘磁带用完、烟抽光；再到中国饭馆吃午餐，那里的麻婆豆腐半温不热，我想给退了，至少得热热，被北岛拦住；再胡乱选一间酒吧，开始喝红酒，他点了Merlot，很好。5点，北岛和他的诗歌编辑去看电影，我觉得筋疲力尽，坐地铁回家的路上睡着了。

然后是艰苦地整理录音。好多次，我关掉录音机，躲得远远的，不想再碰那些郁闷的谈话，不想再听北岛缓慢、平静、柔和的声音，不想再听他回忆和女儿的分离、北欧的长夜寒冬，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默和沉默背后酒吧里错乱的英语和音乐。快进快进，我使劲按住录音机。可是，除了问这些伤感而不切实际的问题以外，我找不到恰如其分的话题。一个热爱诗歌的中国记者，一个中国最有名的诗人，在远离汉语的某个地方没完没了地生活着，然后遇见，并相信诗是不能谈的，那么，除了彼此厌倦，还能怎样？

录音机里，北岛温和地、强打精神地问：还有多少问题呀？说了这么久！我抱怨：谁让你说话那么慢！当我说：“我的问题完了。”他马上如释重负地接嘴：“可以谈点轻松的了，这简直是互相折磨。”

北岛应该是个有趣的人，读他的文章我常常笑出声，可这篇温吞的访谈作出来却没让他出彩。我想，主要是怪我的问题无趣，其次，他虽有魅力的嗓音，但确实不太会表达自己。也许如他所说“现在更关注自己的内心历程”，也许现实生活中的北岛就是这样的平和内敛。